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数字经济的崛起,“十四五”时期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任务显得尤为重要,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也是刻不容缓的。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多维概念的综合系统,融合了人口、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逐渐从以土地为核心向以人为核心转变,然而,目前新型城镇化水平偏低,因此,为了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寻求更加优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数字经济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那么,数字经济是否能够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中间是否存在传导机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了数字经济以及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选取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经过归一化处理后运用熵权法最终得到各个省市各年的数字经济指数以及新型城镇化指数。其次,为了探究不同维度数字经济对不同维度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选取了动态GMM估计方法,以此方法构建模型来探究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然后,引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普惠金融中的支付业务和投资业务三个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加入中介变量是否会产生综合影响效应。最后,将各解释变量同时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研究,分析门槛模型回归结果,了解解释变量在不同的区间对被解释变量会产生如何不同的影响效应,解释拐点出现的原因,在经过一系列实证分析后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各个省市的数字经济指数以及新型城镇化指数差异较大,地域差异明显,但是所有地区都在逐年提升。（2）除了数字产业规模对城镇程度,产业发展和经济水平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作用以外,其余各维度数字经济指标均对各维度新型城镇化指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3）支付业务作为中介变量时,可以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对城镇程度的正向作用明显增强,数字产业规模对城镇程度的负向作用也明显增强。投资业务作为中介变量时,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发展和公共资源的正向影响都有显著削弱效果。（4）数字普及程度对城镇程度和产业发展的影响都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数字产业规模对公共资源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水平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数字产业规模对经济水平存在双重门槛效应。通过以上结论,再结合实际情况给出一些理论上可行的现实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