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广泛地存在于古代士人的生命意识之中。文人画作为古代文人士大夫创作的艺术作品,和诗文词赋一样承载着士人丰富的思想观念,士人的隐逸思想也蕴含其中。通过对宋元文人画和隐逸思想的发展进行梳理分析,能够加深我们对宋元文人士大夫处境的理解,加深我们对绘画发展规律和对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认识。宋元时期是文人画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隐逸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文人画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的隐逸观。宋元时期政治制度、民族矛盾等致使官场政治环境恶劣,加之文化转型,儒释道思想融合,纷繁复杂的现实导致隐逸之风盛行。宋元时期的隐逸思想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自先秦以来,隐逸以身隐为主流,隐士往往以远离政治,隐居山林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人格志向。身隐是隐逸的标志,身心俱隐者更是因其超尘脱俗的高洁品格受到世人的景仰。但是社会政治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士人的出处观念,隐逸文化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更替和重组,自东方朔“避世金马门”的“朝隐”思想的出现,到西晋王康琚在《反招隐》诗提出“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再到唐代“中隐”、“吏隐”观念的产生与实践,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精神性转型,隐逸形式由身隐向心隐的转变。至宋元时期,心隐成为隐逸的主流,也成为真隐的标准,精神上的隐逸逐渐替代了现实意义上的归隐,寻求心灵安宁与精神自由成为士人的人生追求。中国古代的隐逸思想至此完成了身隐向心隐的转变,完成了精神化转型。宋元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斐然,表达隐逸思想与隐逸情怀者很多,其中“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的文人画也成为文人表达隐逸思想的重要载体,故而隐逸题材的绘画在宋元时期颇为盛行。对于文人来说,绘画是一种闲来无事的消遣,也是和诗词歌赋一样抒情达意的工具。而且,绘画中的山水画、花鸟画具有超越现实面向自然的作用,能满足文人士大夫追求精神自由,超脱现实仕宦生活的羁绊,保持自在舒适的生活状态的需求,故而颇受青睐。文人画集中反映了宋元士人的生活态度与精神追求动向,在对山川草木的观察体验中趋向于超越功利的审美境界,达到内心的适意与自足,文人追求精神隐逸的情怀在绘画中得到较为全面的体现。仕与隐、出与处是文人士大夫生命意识中并存的两种思想,也是矛盾对立的两种观念,宋元文人将绘画作为调和矛盾的一种方式,寓隐于画,在仕与隐、出与处之间寻到了平衡,找到了心灵与精神的寄托。绘画是一门以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表达艺术家思想情感与审美情趣的艺术。文人画遵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观念和文学的比兴寄托传统,强调借景抒情,借物抒情,往往借助一定的审美意象来含蓄地表达画家的思想情感与人生体验。文人的隐逸思想也是借助画面上特定的形象来表现的,宋元文人画塑造了渔父、前辈名隐高士、自然山水、梅兰竹菊等一系列隐逸形象,这些形象饱含了画家的情感,附着了画家的思想,被画家赋予了生命、情感和品格,成为文人画家思想情感的依托,使画家的隐逸思想以一种具体的形式呈现在观者面前。中国画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有其特殊的艺术语言与表达方式。文人将诗文、书法、印章等融入绘画,丰富了中国画的语言形式与表达特点。宋元时期文人画隐逸思想的表达既体现出文人画的艺术特性,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隐逸题材绘画是宋元文人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对隐逸题材的偏爱促使此一类别文人画在审美意象、笔墨形式和意境营造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点,对后世文人隐逸绘画形成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