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以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框架探讨我国近现代翻译文学的翻译策略演变与中国文化地位的变迁的关系。翻译是文化交流的方式，因此一个民族的文化地位，以及特定文学多元系统内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都会对特定时期内总体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假说，翻译文学在特定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时，译者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处于边缘或次要地位时，译者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又与其所在的目标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密切相关。翻译文学的地位对翻译策略和翻译文学的功能都产生影响。佐哈尔列出在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占据中心或主要地位：(1)当某一多元系统还没有形成，文学还“年轻”，正好处于创立阶段的时候；(2)当文学要么“边缘”，要么“弱小”，或者既边缘又弱小的时候；(3)当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的时候。 第一章主要探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可用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两种方法来研究。我国大部分对翻译的文化研究属于微观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如何处理原文中的文化词语或现象，还是停留在翻译技巧层面对译文做出评判。西方文化学派的研究属于宏观研究，主要研究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其中以列弗维尔和芭斯奈特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影响最大。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就是在“翻译研究”派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对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做出了假说。 第二章主要介绍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特点以及中国文化地位的变迁。中国的文化多元系统是个自给自足的系统，除非发生危机，翻译多处于次要地位，这个特点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待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上。 第三章分析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两个主要阶段：晚清翻译文学和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并用多元系统理论去解释我国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翻译特点。晚清时中国文化处于相对稳定期，尤其是文学系统是稳定的，翻译文学处于边缘，这就解释了晚清文学翻译的过度归化的现象。中国真正文化或文学意义上的转折点或危机是从1919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三十年代止的五四时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白话文运动；(2)新文学革命；(3)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或主要地位，但这一时期异化和归化策略并存，这并不符合多元系统论的假说。这说明译者的文化态度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这一点多元系统理论没有提及。本章通过详细论述两个时期中国的文化地位和译者的文化态度解释中国翻译文学的特点。第一阶段主要以严复和林纾为例，第二阶段以鲁迅为代表的欧化派和梁实秋为代表的归化派的对中国文化的地位和翻译文学的地位的不同态度来分析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的影响。 第四章总结全文，多元系统论基于产生于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系统的多元系统，能够解决中国的翻译现象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并对将来文学翻译策略做出预测，翻译策略是文化势力对比的结果，中国文化只有实现了文化复兴，走到世界文化的前列，中国的翻译才能实现归化，中国的文化才能得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