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第64条确立了违法所得没收制度,但仅此概括性规定,导致在实务适用层面问题突出,有必要对没收违法所得的实体问题予以梳理澄清。2015年,我国台湾地区修正“刑法”没收制度,此次修法堪称其没收制度史上的百年变革,对我国大陆地区违法所得没收的研究极有借鉴意义,本文在比较我国大陆地区以及台湾地区修正后关于没收违法所得制度的规定,对没收违法所得的概念、本质、客体、要件与计算方法等实体争议问题进行探究。没收是一种针对于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在内的涉案财物的实体性处分措施。没收违法所得根源于“任何人不得因违法行为获利”这一悠久的法律原则,它的本质是独立的法律效果,性质是一种准不当得利的衡平措施,以导正违法行为导致的不法的财产移转关系,最终实现犯罪预防的规范目的。从历史沿革、法理基础、广义不当得利现象以及制度目的四个方面,没收违法所得与不当得利制度在基础上具有勾连性,将没收违法所得视为一种准不当得利不会陷入刑法从属性说的困境。关于没收违法所得犯罪预防的基础,首先来自于违法行为,其次没收违法所得的财产干预性也可导出犯罪预防,最后没收违法所得可辅助于罚金等刑罚间接实现犯罪预防。没收违法所得的客体包括原物、替代物、违法收益;其客体形态包括财物及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64条将没收的客体限制在“财物”,导致因犯罪所生之物无法纳入到没收范围,只可将“财物”扩张至“物”。因犯罪所生之物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均立基于公共利益的保护,性质类似于保安处分措施,因此其不属于没收违法所得的客体。没收违法所得的要件包括:存在违法行为、违法所得与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确定没收违法所得的范围,根据具体案件情况还包括排除事实上属于被害人的财产,以及违法所得事实上或法律上无法实现没收后的责令退赔。在阶层论犯罪体系下,没收违法所得的“违法”行为不必是犯罪行为,它是不法层面的违法行为。因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也即违法所得与违法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但此因果关系并非直接因果关系,直接关联性原则欠缺条文及体系依据并会不当缩小没收的范围。计算违法所得应当分为两个层次,其一,违法所得的没收范围;其二,是否扣除犯罪成本,也即“两阶段计算法”。第一阶段,确定违法所得的没收范围,违法收益的内容包括孳息、射幸收益、投资收益;其中投资收益,因基于违法行为导致财产“不洁”,并且属于非劳动所得,未额外创造价值,因此应当予以没收。第二阶段探讨是否扣除成本以及总额说与财产权之间的关系。犯罪成本是对犯罪的投资,对其没收不会对公民财产权造成侵害,一方面,基于没收违法所得的不当得利属性,犯罪成本的投入类似于不法原因给付,给付者丧失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犯罪成本不受民法财产权之保护;另一方面,在刑法法律-经济财产概念之下,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犯罪成本同样不受刑法的保护。但即使从权利角度认为犯罪成本不应受到财产权之保护,对其剥夺不产生财产权侵害,但从事实角度出发,对犯罪成本的没收属于对财产权的干预,应受到比例原则的限制。总额说的采纳不会使没收违法所得具有刑罚性质,没收违法所得的性质仍然是准不当得利的衡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