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国际环境犯罪是当前世界各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之一，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在认识上尚存在重大分歧。本文对此问题的探讨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部分是“跨国公司国际环境犯罪”，在考察了有关学者如何对环境犯罪和国际环境犯罪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笔者提出环境犯罪作为类概念，在定义上没必要明确主体和主观因素，也不必明确犯罪行为的实施手段，但客体和对象有必要在概念中体现出来。这是由该类犯罪独有的特征决定的。环境犯罪的客体应该为环境权，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所需要的基本权利。同时，笔者认为，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使得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任何一个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的不利影响，任何环境犯罪都是对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的危害，都是对全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和基本人性的公然挑战，所以，政治疆界相对于环境犯罪的危害性来说不具有实际意义，不应对国际环境犯罪和环境犯罪进行区别对待。而理解跨国公司现实经济影响力和结构上的特征是全面把握跨国公司国际环境犯罪的重要前提，在法人是环境犯罪主要主体客观情况下，跨国公司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能够实施的环境犯罪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 第二部分“跨国公司国际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对环境法律责任进行了探讨，指出环境法律责任不同于传统法律责任几个特征：范围的扩大性、构成要件上的松动性、法律责任的综合性和严厉性，环境刑事法律责任具有承担责任主体的特殊性、追究责任主体和追究程序的两重性、制裁方式的多样性和减免事由的复杂性。依据上述特点，仅仅适用过错原则已不能满足对跨国公司国际环境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客观需要，环境保护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要求：在重新明确无过错原则内容的基础上，无过错原则应该适用于环境犯罪。而且，针对跨国公司内部“联邦制”的特点，须引入“揭开公司面纱”理论才能科学、准确地使跨国公司分担其各公司实施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具体到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笔者认为传统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须扩充其内涵；根据跨国公司国际环境犯罪的特点，生命刑不宜适用，自由刑应该限制适用于已经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结果犯，财产刑/罚金刑、资格刑和非刑罚措施应该成为该类犯罪主要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据此，笔者从完善立法的角度，对我国刑法典有关环境犯罪的规定提出五点修改建议：引入“揭开公司面纱”理论、明确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增加资格刑和非刑罚措施的适用、重新明确环境犯罪的客体和降低部分环境犯罪的入罪标准，提高刑罚，扩大对环境的刑事保护范围。 在最后一部分“跨国公司国际环境犯罪的管辖权”中，笔者认为，无论属地管辖原则、属人管辖原则，还是保护管辖原则，在适用于跨国公司国际环境犯罪时，都不能完全、有效地发挥作用，惟有普遍管辖原则的丰富内涵和特点与跨国公司国际环境犯罪的特点非常吻合。只有适用普遍管辖原则，才能有效地打击跨国公司国际环境犯罪，切实保障人类的整体利益。但作为普遍管辖的一个例外，对于导致了极为严重后果的跨国公司国际犯罪，在具体司法管辖操作中可以考虑由国际刑事法院行使刑事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