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伴随其他社会领域改革的社会转型过程。对代际流动的基本模式和影响机制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是把握转型时期社会的构成和未来趋势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同时，尽管“新结构主义(New Structuralism)”流派注意到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很多分割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已有研究并没有就转型时期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因素”是如何影响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进行系统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全国调查数据（未正式发布版）1，引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代际的部门流动、行业流动和职业流动三个方面系统考察了转型时期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是如何影响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以反映城市代际流动的总体水平、影响因素和可能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　　一、在代际部门流动方面，整体上，转型时期城市的代际间部门流动模式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壁垒效应同时存在，这使得子代很难跨越流动到与父代工作部门类别差异较大的工作部门。其次，在改革的不同阶段，父代资源对子代进入不同工作部门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在改革初期和改革中期，父亲在国有部门工作对子代进入和目前国有部门获得都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在改革深化期，这种影响不再显著。此外，子代教育对进入和目前子代国有部门工作获得都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二、在代际行业流动方面，整体上，转型时期城市代际间行业流动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性流动同时存在。也就是说，父亲的行业对子代的行业之间有明显的关联性，但子代向与自己行业距离相近行业的流动也很大。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父亲从事高收入行业对子代进入高收入行业具有积极影响，且影响日趋明显。而无论在改革的哪个时期，子代教育对子代进入高收入行业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在改革深化期，父亲教育对子代从事高收入行业具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家庭文化资本对子代从事高收入行业的作用在增强。　　三、在代际职业流动方面，总体而言，转型时期城市代际间职业流动模式同样属于继承性效应和结构性流动同时存在。也就是说，父亲的职业对子代的职业之间有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子代可以向不同的职业进行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在考虑了父亲工作部门和父亲行业因素之后，父亲职业对子代获得中间职业或精英职业没有影响。而子代教育对子代获得中间职业或精英职业一直有着积极作用。　　四、本文将部门因素、行业因素和职业因素整合为综合的职业地位，以反映社会的阶层不平等。通过修正以往的地位获得测量模型，我们对城市居民的职业地位获得过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父亲教育和父亲部门是决定一个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改革的深入，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的作用在增强。子代教育对子代的职业，特别是初职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代际地位更趋向于通过子代教育进行的隐性传递。同时，从改革中期开始，子代初职地位对子代现职地位的影响有所下降，但依然十分显著，这表明城镇居民的代内不流动现象依然存在。　　五、本文在最后指出了影响我国今后社会结构转型以及代际流动的一些因素，它们对未来社会流动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可能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