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本国经济不仅受自身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受他国货币政策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实行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对此,其他国家的学者表示担忧,这些货币政策可能会对本国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开始逐渐引起各国重视。中日两国作为“搬不走的邻居”共居于亚洲东部、西太平洋地区,日本作为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均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地理位置和国际地位再加上历史等因素,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联系格外密切。同时,日本和我国贸易往来密切。因而,研究中日货币政策的相互溢出效应具有较高的现实价值。本文使用的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中日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相互溢出效应。首先,从理论上分析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为下文进行的实证研究打好基础。接着,概述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日两国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再接着,利用中日两国2008M07-2017M03的宏观经济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其分别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实证检验中日两国货币政策的相互溢出效应。最后,以实证所得的结果为出发点,针对日本货币政策对我国溢出效应的特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利用中日两国2008M07-2017M03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发现:第一,中日两国货币政策存在相互溢出效应,但是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有差别。第二,中日货币政策的相互溢出效应,不论是从影响程度还是影响时间均不对称,日本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溢出效应大于我国货币政策对日本的溢出效应。第三,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进行传导,其次是汇率渠道,最后是利率渠道,故货币政策的贸易传导渠道应当被重视。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从溢出效应的传导特点出发,笔者认为我国应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及时调整对外贸易的发展策略,进一步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利率市场化机制,以应对日本量化宽松政策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