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影响力提升,推动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世界叙事,显得重要而紧迫。金观涛认为,传统社会是由不同轴心文明组成,每个文明用各自的核心价值观来想象普世社会,现代社会与其不同,国际法和民族国家构成了全球秩序的核心要素。所以,中国国际法观念深刻反映了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中国与全球秩序之间的互构,其观念变迁则折射出百余年来中国对现代化文明认识的变化。在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国际法观念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法学界主要是国际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学者较为关注这个问题,研究中国共产党国际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也有涉猎。从研究方法分析,国内学者对国际法观念,主要是中国国际法包括法文化学、法律全球化、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协同研究等进路,一是比较注重新中国成立70年来,前30年和后40年的转变对比研究,突出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积极调整国际法观念;二是聚焦2012年以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调整对外政策,中国国际法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提出的具有重大法理意蕴的命题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但是在国际秩序变化主题下讨论较多,还未深入涉及中国对国际法乃至价值体系影响的层面开展研讨,尤其是中国国际法观念变迁的规律和原因是什么,这方面探讨还很少。因此,从近现代西欧国家主权意识萌生和国际法从西欧走向世界以来,中国对国际法的继受和推进过程中,中国国际法主体性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对国际法理论和实践有何种影响,针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代化的文明观念变迁,更有利于我们研判人类社会向命运共同体迈进过程中的国际法观念之维。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发现如下:第一,研究深入分析了近现代西欧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建立的历史过程,研究提出国际法在近代出场时候,作为欧洲国家调整关系的规则,其观念变迁的主要规律是根据资产阶级革命需要推陈出新伦理基础和实在法律。一是主权国家在“创建”向“保持”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国家理性促进了国家间维护共同利益的意愿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动力。二是西方的宗教神圣话语和政治法律话语也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带来“合法性”辩护,并塑造各地的现代意识和制度选择。为了给国际法的全球规治提供合法性,处理欧洲文明和非欧洲文明是核心议题,进步主义、理性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论证的关键步骤,欧洲与非欧洲地区文明被假想为一个连续的人类社会“进化谱系”,改进逻辑和生物学逻辑是其内部基本矛盾,这样的“文明等级论”似乎既满足进步主义的理论想象,也可以为现实中的国家能力强弱提供伦理辩护,这是人类社会“种观念”的历史产物。“种观念”下“自我”与“他者”及自然世界是对立关系,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文明等级论”下的“文明国家”和“非文明国家”处于法理权利上的对立状态,“文明国家”在全球规治中的权利实现是以“非文明国家”的权利剥夺为代价。第二,研究立足于近代以来中国对国际法的继受与国际法主体性生成,研究提出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一百年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与世界深度互动互融的发展历程,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世界文明观念变迁深刻反映了时代遽变、世界重组与中国内在关联。因此,中国国际法观念的思想素材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和基于中国实践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国际法观念的重要思想本源因素。中国人的现代自信是建立在反侵略和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之上的,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彰显了我们开始运用国际法基本原则保卫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从党内的统一战线理论到国际关系中的“三个世界”理论,清晰反映出了国际秩序想象的历史痕迹。冷战结束后,中国抓住第二次全球化历史机遇,主动调整内部经济体系,融入以市场经济为底色的国际贸易体系,以中国传统智慧的“和谐”为法理意象试图去消解“和平崛起”的中国给西方带来的刺激和压力。第三,研究分析了成熟于19世纪的文明等级论和国际法种观念,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拷问和国际法主体横向拓展的冲击,在思想基础和法律实践中都面临双重困境,但也存在创新机遇。自由主义模式的破产,华盛顿共识颠覆,新兴市场国家集体崛起,传统“中心-边缘”结构的局部失控,尤其是中国以文明国家姿态和平崛起给西方国家带来所谓焦虑和不安,隐藏在国际社会中的文明观念再次抬头,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创新和国际法更加公平正义显得更加迫切。而进行这项任务,首先要深刻检讨文明等级论和国际法种观念建立的思想基础,清理国际法主观主义法哲学基础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的类观念思想资源,为国际法成为适用全球各大文明互鉴、各国和谐共处奠定新的法哲学基础,摒弃以“物”把握自己和他人的传统哲学方式,而是使用“人”的方式去观照自己和同住在地球上的其他人类手足。第四,研究重点探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国际法观念实现类型的跃迁,在马克思主义“人”的成长三阶段思想、当代中国类哲学、中国传统天下观和当代中国国际法实践基础上,坚持人类社会本质特征是类本性存在,人类是整体性存在,以天下观天下。一方面,构建“人类-宇宙中心”范式,秉持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坚持“民族自我”,促进文明主体的多质性发展,为人类社会类本性张扬提供充分条件。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念,人类社会类本性是在实践中呈现,人类社会类本性是历史性、实践性、具体化的存在,聚焦人类社会面临普遍危机和困境,开展共有疆域治理是呈现人类社会类本性、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实践路径。第五,研究从法律文化研究角度入手,从规范内涵角度提出近现代以来,在与西方通过国际法的接触后,中国被动卷入世界体系,从法律制度到法律规范层面依次开始了深刻变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为法治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一切有益成果基础上,中国国际法观念建构了历史理性基础,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认识论基础,进而最终完成了法治建设主体性现代化转型。总而言之,21世纪第三个十年已经进入人类社会总体性历史视阈,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新冠疫情的冲击,“天下一家”、“命运与共”、“天人合一”等轴心文明蕴含的古老观念返魅,中外思想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重建（轴心）文明的热切期盼,我们应该在人类社会类本性基础上深化国际法原则、创新国际法实践,舒展国际法主体性和价值理性,从而给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谋福利,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