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府和民间的视角差异和立场差异,群体性事件在现代社会变得不可避免,成为现代政府治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和其他社会事件一样,群体事件也被受到了网络工具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成为区别于传统群体事件的网络群体事件。网络群体事件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一个由诱发事件演变为公共危机的动态过程。如果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执法行为主体的政府能够采取及时有效的执法回应行为,很多网络群体事件能够以平和的方式解决。我国由于受到传统行政法学思维的影响,一直以来对网络群体事件的处理和处置以压制和戒备为主。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关注通过沟通和回应来解决网络群体事件,回应能力和治理能力也有了长足的提高,但不时出现的恶化网络群体事件凸显出我国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执法回应能力不足的情况,不时出现回应迟滞和虚假回应使网络群体事件演变为局域性公共危机,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增加了公众的抵触情绪。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政府的依法执政能力,面对网络群体事件时政府的执法回应行为也是依法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阐释网络群体事件与政府执法回应的理论背景和概念；第二部分通过正反案例论述我国政府对网络群体事件的执法回应现状；第三部分总结了我国政府在对于网络群体事件执法回应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并分析其原因；第四部分针对这些问题,整合政府执法回应力的概念提出相关建议。本文通过对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典型群体事件中政府执法回应行为进行分析,分析政府执法回应行为的主要要素,进而提出规范文件,执法回应方面的建议,希望能够为我国政府在网络群体事件处理和执法回应多提供一些思路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