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辩证法是与其思想对象紧密相关的生存论逻辑,故而保证其成立的哲学与现实根据就成为论证的重中之重。纵观整个辩证法发展史,辩证法经由哲学家们不同地阐释展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其历经了由用人的理智去捕捉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终极实在的“本质论”到人的主体地位回归驱使我们从主客体如何相符的角度来解答世界存在问题的“认识论”,进而转向将“实践”作用于“生活世界”,用辩证法消解二元对立主题的变化,其间黑格尔发挥了不可抹去的作用。他历史地完成了绝对精神外化展开的全过程,以概念辩证法触及人之分裂的社会现实,通过劳动调节了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使辩证法显现出生存论性质。但是其理论始终局限于精神内部,马克思借助人的对象化实践活动走出精神迷阵,在历史性的人的现实活动中将辩证法的生存论性质彻底展现。至此,辩证法转向对人之生存的历史性研究,这打开了解决二元对立难题的新思路。从理论的脉络上来说是这样,从现实来说亦是如此。辩证法作为时代精神的表达,必然呈现出历史性特征,其生存论性质的确定根源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始于中世纪预设天国和尘世的对立,发展到近代则愈发明显。后经过自然科学的发展、思想启蒙的兴起、宗教改革的持续、政治解放的胜利使人与自然的对立扩展到人的自我分裂和对立,这是传统社会向近代西方文明转型时期人的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故而,辩证法在经历时代变迁后自然不再以客观知识亦或认识工具,即物的逻辑呈现出来,而是把握人的逻辑,以关心人的生存焦虑和生命渴望为宗旨,内化出价值关怀的人生态度和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辩证法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核心的生存论。在此基础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演进就必须置于人的现实生活,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变迁的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抓住其合理内核。这是哲学与历史之间的一种复杂对话,也是哲学面向历史的重要途径。西马早期的总体性辩证法是在马克思所描述的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绝对对立不再存在、无产阶级食不果腹、绝对贫穷状态不再存在的现实下提出的,他把社会历史确立为存在论的根基,以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为理论框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作为非人的状态的剖析,呼唤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而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转入到对人更深层次的心理压迫和种种非经济压迫的文化精神控制上去的现实,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导的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则以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矛盾为存在根基,展开对人生存境遇扭曲的文化批判,号召通过新启蒙激活人的内在批判精神,打破传统生存模式的束缚,重建人的生存方式。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萨特的人学辩证法中合流,通过人的实践和关系展开历史结构之“总体化”过程,为经受战争的摧残,丧失信心与理想的年轻人提供精神上的指路标。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与考量,是对人之生存的拷问和解答,是对人类解放的设想和希望,在这个意义上说,辩证法即是生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