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起步较晚,金融体系尚不成熟,融资市场仍是以银行体系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市场为主。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作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一部分,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由城市信用社演变而来的。在经历了九十年代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发展之后,当时的城市信用社在发展过程中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产生了大量的不良债务。1998年的金融体制改革,对城市信用社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改制,同时为了实现平稳过渡,在清理信用社不良债务的过程中,决定在城商行的股权结构中引入地方政府持股,由地方政府牵头对城市信用社进行改制重组,这就是城商行的起点。2015年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这样评价城商行,“从历史上看,城商行是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物”,从而为城商行的诞生进行了历史定位。城商行自成立以来,在经历了不断壮大的发展历程后,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第三梯队,并按照城商行的经营规模以及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天然联系,给出了“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为地方经济搭桥铺路”的定位。基于城商行的市场定位,本文致力于探讨城商行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但已有研究受限于微观数据指标构建的困难以及内生性等问题,均未就城商行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系统的实证分析,学术界也就这一议题尚未形成统一意见。所以本文利用全国233个地级市的城商行数据,具体分析城商行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产生的影响,这对于理清城商行在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本文首次采用准自然实验方法,将城商行的成立视为一项大型公共政策,来具体识别城商行的成立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在考虑城商行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虑地方政府的影响。城商行在信贷配置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这种干预包括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地方政府在城商行中基本占据大股东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地域原因,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的与城商行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行政资源。因此,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城商行的资本配置带有更鲜明和更具体的区域性政治导向。具体表现为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中,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带有明显偏向。因此本文从工业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角度进行分析,参考Wurgler(2000)提出的资本配置效率测算方法,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样本,按照企业性质分组,分别测算各地区企业总体资本配置效率以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在此基础上,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方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具体评估城商行的成立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此外,本文所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3年至2009年,而其中2005年被称为中国金融改革之年,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诸如利率改革、股权分置、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等,考虑到这些措施可能影响到城商行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中发挥的作用,在实证部分,继将企业按所有权性质分组之后,我们分别按照全样本时期(2003年至2009年)和金融改革之后(2005年后)的两个不同时间段分别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测算,此外,为保证模型估计结果未受内生性影响,本文同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估计。本文发现,城商行整体上降低了工业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在对样本数据按企业所有权性质分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商行没有改善地区非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但对地区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起到了改善作用。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在城商行资本配置过程中,受到来自政府干预并非中性,而是带有产权偏向,直接表现就是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来自城商行贷款,这与城商行“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职能定位并不相符,然而城商行在国有企业范围配置资本过程中,仍然是遵照市场原则进行的。此外,通过对比全样本时期和金融改革之后的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得出,2005年金融改革,对城商行改善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