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在职消费以及其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受社会和媒体的关注,社会广大民众对于高管人员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的行为进行质疑。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出台了“八项规定”,对企业的在职消费行为进行了严格地规定。本文是基于“八项规定”实施背景之下,对高管过度在职消费与企业投资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期对政策执行效果进行检验,并为规范管理层过度在职消费提出建议。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进行写作,第一部分为引言,该部分介绍了文章的写作背景、意义,并明确了文章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最后对全文框架和文章可能的创新点就进行了简单阐述。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通过对以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回顾,对不同视角下研究投资效率、在职消费的不同观点,以及过度在职消费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剖析,并对现有文献的不足进行述评。第三部分为过度在职消费与投资效率的理论分析,先从过度在职消费的经济后果和投资效率的影响因素入手,再尝试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的角度去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为过度在职消费与企业投资效率的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该部分首先推导过度在职消费和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引入“八项规定”中介变量和对公司根据产权不同进行分组,提出另外两个假设。第五章为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该部分通过选取和定义变量,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而通过描述性统计,多元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等步骤对假设进行验证。第六章为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以及未来研究方向,该部分根据前文理论和数据的结果,提出了本文的结论以及政策建议,并说明了本文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以及未来更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以“八项规定”政策实施前后总共六年时间(2010年至2015年)内,我国沪深两市A股全部上市公司作文本文的研究对象,分别从全样本视角、产权性质角度,研究过度在职消费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的投资效率的度量采用Richardson模型,得出的无法根据模型解释的残差,再对残差取绝对值来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过度在职消费衡量采用管理费用中剔除合理部分的在职消费。在分析“八项规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中,使用中介效应模型中逐步替换的方法来检验过度在职消费在“八项规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路径中起到的中介效应。在检验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受到“八项规定”这一政策的影响中,使用了DID模型(双重差分模型)来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高管过度在职消费行为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而在“八项规定”实施后,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八项规定”的影响下,企业的投资效率逐步提高。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发现,在“八项规定”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路径中,管理层的过度在职消费水平在路径上起到了不完全的中介作用。说明“八项规定”的实施有效的监管了一部分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并使得他们花费更多的经历在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上。在研究“八项规定”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是否有差别上,发现不论产权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八项规定”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水平的提高都有影响,但相比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更加显著。说明企业受到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而不同产权性质的高管对不同的外部制度环境会有不同的反应。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结合理论假设,在文章末尾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是需要对管理层在职消费信息的披露加大力度;第二,是需要加强在职消费预算、审批和报销制度;第三,是需要重视对在职消费的监督;第四,是加强对企业的内部财务控制和审计监督机制,第五,是需要根据“八项规定”所提精神要求,完善其自身的内部控制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