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核心范畴。自由,既可以从认识论角度来理解,也可以从价值论角度来理解。从价值论角度来理解自由,就是从主体尺度来理解人与自由的关系,把自由看成是一种规范性价值和人的理想性的生存状态。在谈论自由的同时,必然要谈到平等,自由与平等存在着一定的价值冲突,而在现代社会里,公正是对二者之间价值冲突的暂时性解决方式。从价值论视角研究问题,就离不开对价值观的研究,因此,本文要从价值论探讨自由问题,就必须研究不同的自由价值观。在本文中,作者将自由价值观区分为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价值观、马克思的自由价值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对自由价值的认识和理解集中体现在自由主义的论述中。贡斯当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认为古代人的自由注重共同体而现代人的自由注重个体。伯林继承并发展了贡斯当的思想,把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一区分对后来的自由价值研究影响很大。古典自由主义特别注重消极自由的价值,而新自由主义则在古典主义主义的基础上提倡积极自由的价值,也就是在肯定自由价值的重要性的同时,注重对平等、公正等价值的肯定。但是,无论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价值观如何变化,其本质都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自由价值观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基础上创立的。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由价值对于反抗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在资产阶级获取政权以后却以其表面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掩盖了阶级不平等的事实,自由成了有产者的自由,成了少数资产阶级的自由权利。基于这一社会现实,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的自由价值观,在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之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实现真正的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建立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基础上的自由。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价值观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产品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是在消灭阶级对立、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形成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真正实现的,其表现形式就是“自由人联合体”。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价值观是后资本主义的,后政治的。可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与其相适应的自由价值观,固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自由价值观,但是却带有政治烙印,按其性质来说仍然是政治性的。所以社会主义自由价值仍然属于政治模式下的自由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价值观在吸取了苏联模式的教训后逐渐成熟。从第一届领导人毛泽东,经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再到当前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越来越肯定了自由对于社会主义的价值,并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加以弘扬。本文认为把自由列为社会层面不利于自由价值的彰显,应该自由作为国家层面的奋斗目标来看待,同时认为,中国梦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梦,也是中国全体人民的自由梦。自由,作为规范性价值,具有普遍性的一面,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并且能够享有更多的自由,这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从现代性角度来考察自由价值就会发现,当代中国自由价值的实现面临着双重挑战。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由于没有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主化还没有完成,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失灵和资本逻辑对人的的宰制也愈加明显。因而,它既面临着权力异化带来的对自由价值实现的阻碍,又面临着资本逻辑带来的异化对人的自由的影响。当代中国在克服以上的双重挑战的同时,还遭遇了全球化带来的后现代性的冲击。这就决定了当代中国自由价值实现的复杂性和难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自由价值,就必须强调社会公正,通过建立公正的制度保证全体人民都能够分享到发展成果,从而提升全体人民实现自由的能力和水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自由,就必须要做到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统一、个体自由和共同体自由的统一、工具自由和目的自由的统一、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的统一以及认识自由和实践自由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价值的实现有赖于要通过公权力扬弃资本逻辑,合理利用市场经济,为中国人民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还要推进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从而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克服权力异化、解决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