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盛亚是1930、40年代至1950年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位较有影响的作家,中年早逝,创作丰收期主要在1930、40年代,代表作有《小母亲》、《夜雾》、《地狱门》、《水浒外传》、《最后命令》等小说和《卐字旗下》等散文。他的文学创作主题鲜明,有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有书写战争状态下的人性,有对旧中国社会的批判,有对新中国的颂歌。1951年夏季,刘盛亚因发表小说《再生记》而受到“有组织”、“群众性”的文学批判。这场历时半年左右、进而改变刘盛亚命运的区域性文学批判,被称为“《再生记》事件”。虽然是一个区域性事件,但早于对萧也牧和《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几乎同步于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特别是引起了意识形态最高管理层的高度关注,应该说在当代文学体制下具有全国性意义,有经验也有教训。综合考察“《再生记》事件”,有助于更全面、更真实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在1950年代的发展历程,它应是一个解释时代规约下作家矛盾处境的典型案例。新中国是刘盛亚文学创作的分水岭。他创作的题材内容,从关注普通人命运、抨击专制统治、揭露不合理社会现实转换到讴歌新时代、新生活,塑造的人物形象由聚焦社会底层小人物转移到赞颂翻身作主人的新人物,艺术表现则由对社会、人生的冷竣描绘转型到注重感兴、热情奔放。刘盛亚文学创作由“内”向“外”、由“冷”向“热”的转折性变化,形成了前后期迵异的创作风格:前期悲凉忧郁,后期热情明朗。这种变化是刘盛亚鲜明的情感倾向所致,是贯穿在创作中的作家主体意识的具体体现,是作家内心情感与现实生活、与描写对象的融汇契合而后爆发的扩张穿透力。无论是悲凉忧郁还是热情明朗,都契合时代特征。刘盛亚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技巧。一是人物塑造注重多重性格呈现与场面、对话运用,笔下的各色人物尤以不合理制度下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最为出色,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二是心理描写注重化用民族传统技法,人物心灵历程与情节推进、气氛渲染融为一体,剖绘人物心灵世界、肖像和言行较为精细,善于发掘、表现人的潜在意识,呈现“凡人心思”。三是以激情叙述的方式写景状物,化景物为情思,情景一致,同时多采用诗化的语言,作品散发出既平实自然又酣畅热情的抒情气质。刘盛亚虽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鲜受关注的作家,但梳理他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他以文学爱国主义的国际视野,成为同时代中国作家中反思法西斯主义的先行者。同时,他还沿承了“五四”人道主义文学精神,悲悯芸芸众生的命运,文学创作透射出浓浓的平民意识,抵向了“文学与人一致”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