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是朝清文人交流的繁盛期,也是兩國文人來往尺牘留存數量最多的階段。現存數量至少在1964封以上,字數在70萬以上。本論文選取這些來往尺牘爲研究對象,目的是研究以十九世紀尺牘爲媒介進行的學術、文學交流的總體情况特殊現象,以及隱藏在現象之後的本質及規律等。在對十九世紀中朝文人來往尺牘進行總體考察時,主要從尺牘存留情况、尺牘往來原因、尺牘的主要内容、尺牘的主要特徵、尺牘的文學性這五個方面進行概述。十九世紀中朝文人來往尺牘留存形態呈現出“碎片化”的特徵:一是零星載録在朝鮮“燕行録”或其它中朝典籍的行文中;二是朝鮮“燕行録”和部分中朝文人别集將尺牘部分獨立出來,將其作爲一個重要的記録;三是專門尺牘集的流傳,以手稿、手抄本或刊本的形式傳世。此外,現代學者也整理了兩三種中朝文士來往尺牘集,韓國春川市秋史紀念館以及中韓個人手中也收藏有一些尺牘原帖。中朝文人選用尺牘作爲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主要是因爲尺牘往復是兩國文人面晤交流後的繼續;是兩國文人學術交流的重要載體;是結交未謀面文人的媒介;是傳遞外交、軍事信息的工具。十九世紀中朝文人尺牘的内容極爲丰富,主要包括學術和治學交流、文學交流、軍事和外交信息交流、書籍字畫交流、科舉時文交流、禮制風俗交流等六個方面。十九世紀中朝文人間尺牘的特徵也較爲鮮明。與其它時期相比,十九世紀中朝文人間的交流尺牘,在内容上没有關於時諱話題的交流,呈現出多樣化和階段性的特徵。參與尺牘往來的朝鮮文士絶大多數是朝鮮燕行使團的一員,以“三使”爲主。參與尺牘往來的中朝文人具有一定的家族特點、師承特點,其中亦多有當時兩國學壇的知名学者。從形式上看,一封完整的尺牘主要由信封、正文等組成,有些還另附有别紙。十九世紀中朝文人往來尺牘的文學性主要體現在構思和辭藻兩方面。一方面,贈酬詩歌增强了尺牘的抒情性,典故的運用使得尺牘更加深刻而耐人尋味;另一方面,对偶手法和“四六”句式的運用使得尺牘語言形式規整、音韵和諧。在對十九世紀中朝文人來往尺牘的特殊現象進行考察時,主要選取了十九世紀前二十年、二十至五十年代、後五十年這三個階段中的代表性尺牘交流現象。十九世紀前二十年,以朝鮮豐山洪氏家族爲代表的朝鮮文人延續了十八世紀後期洪良浩與紀昀間的尺牘交往傳統。首先,洪羲俊、洪錫謨父子作爲洪良浩的子孫,在與清文人的來往尺牘中,鮮明體現出對家族交往傳統的延續和發揚。其次,洪奭周、洪顯周兄弟通過尺牘與清文人開展學術交流,可以説是對洪良浩與紀昀所建立學誼的繼承。最後,洪敬謨作爲十九世紀與清文人來往尺牘最多的朝鮮文人,在尺牘行文中多處引用了儒家典籍,具有鮮明的表達特點。十九世紀二十至五十年代,以朝鮮文人金正喜及其門人爲代表的文人群體與清文人之間有著大量的尺牘往來,其交流内容以學術、文學研討爲主。其中,金正喜與以翁方綱、葉志詵爲代表的清文人間,涉及到的金石學方面的交流尤爲豐富。其門人李尚迪作爲金正喜的弟子,其與清文人間的尺牘中有大量的書籍互贈。十九世紀後五十年,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中朝文人尺牘交流的重點轉移到了國家時局、前途等方面。此階段代表性朝鮮文人有申錫愚、朴珪壽,代表性清文人爲吴長慶幕僚群體。首先,朝鮮文人申錫愚通過尺牘,向清文人表達自己對友情的重視與珍惜,與清文人互贈文章、文玩等。其次,朝鮮文人朴珪壽與清文人的來往尺牘中,除了學術、治學交流外,還體現出對士大夫高尚人格的追求以及對國家政治局勢的關注。最後,在吴長慶幕僚群體與朝鮮文人的交往過程中,尺牘已經更多地成爲互通國家政治、軍事、外交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從中可以發現當時社會的變化已經影響了此時期的尺牘交流重點,使得尺牘中更多地隱含了一種國家危亡的時代哀音。總體來看,十九世紀中朝文人間的尺牘具有較爲重要的史料和學術價值,揭示出諸多方面兩國文士間的交流,爲中韓古代文化、學術交流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較爲可靠的寶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