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从本质上看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演化形成的便利交易的制度安排，其主要目标是降低交易成本。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就是分工和交换，因此，作为便利交换的货币制度安排，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用巨大。货币、货币制度既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结果，也是特定国家制度和产权制度的产物。同时，货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调整。货币从商品交换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就是货币供给。从最初的起源看，货币供给起源于自发的商品交换，本身是一个内生的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债权凭证逐步成为交换媒介。银行体系的建立，使货币的创造更加专业化，内生货币体系逐步繁荣。国家建立之后，货币制度逐渐成为国家制度的构成部分，特别是不兑换法币制度的建立，使国家可无成本的控制计价货币的发行，从而形成了货币的外生供给。不兑换法币制度使国家可以改变货币总量的结构，从而改变货币供给的性质，即货币总量的性质因外生货币供给和内生货币供给的比例和地位而呈现内生或外生的总体特征。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一个混合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的基础规则是价格机制，但是也存在着规模庞大的公共部门。私人经济形成内生货币供给和公共部门（主要是央行）创造的外生货币供给混合在一起，导致货币供给具有双重的特征。从而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和外生性成为一个理论争论的难题。在现代货币政策操作中，明确货币供给的性质也至关重要。它制约着货币目标、手段的选择，直接制约着货币政策的效果。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笔者选择了货币供给内生性为研究方向，力求在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剖析货币供给的起源、制约因素和中国特征，力图为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尽一点绵薄之力。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分析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　　第二章理论综述主要论述了货币外生和内生论的起源和发展，梳理了货币内生论发展的基本逻辑。　　第三章货币制度与货币供给决定。以货币制度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的特性。分别从实体货币和虚拟货币、私人货币和国家货币、可兑换及不可兑换货币、适应性货币和主动性货币四个角度对货币制度进行分类。分析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几种典型货币制度下的货币货币供给问题。得出了商品（实体）货币制度、私人货币制度、可兑换货币制度等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是完全内生的结论。　　第四章国家与货币的供给的决定。主要分析了国家与货币制度的关系。在本章中笔者形成以下结论:第一，货币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构成部分，具有促进发展和利于剥削两重性。第二，国家介入货币的管理，使货币供给结构由单一市场内生货币分裂为外生性货币和内生性货币两部分，国家通过控制国家外生货币供给可以影响私人货币供给甚至完全替代私人货币供给，从而使总量货币供给外生成为可能。第三、国家的具体类型决定着国家介入货币管理的深度和广度，决定货币供给特性的根本原因是国家体制，这是本文的核心立论。　　第五章产权制度与货币供给。本章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商品交易是产权的交易，内生货币来源于商品交易，第二、产权明晰和确保有力的实施可以使产权体系不断衍生和繁荣，为内生货币体系的发展提供基础。第三、分析个人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对商品经济繁荣的影响。　　第六章国际货币竞争和货币供给决定。主要分析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汇率制度的选择与货币供给的决定问题。主要结论是:　　第一、国际货币竞争导致国家对货币的外生控制能力下降。第二、体制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内生。在小国开放模型下，由于货币替代的作用，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仍然会丧失部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货币供给也呈现内生性。　　第七章中国货币供给的特殊性。主要对我国古代货币供给进行了简要概述，对新中国的货币供给特性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是:第一、由于我国古代（春秋战国到清王朝）的国家体制是中央集权型专制国家，属于典型的暴力掠夺性型国家。这种国家体制下我国古代货币制度主要是一个剥削性货币制度，货币供给外生特征显著。第二、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货币供给是外生性的。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供给呈现内生性不断增强的特性。其中，在1994年以前，主要是“放权让利”体制下导致的货币需求膨胀，形成了地方对中央的“倒逼”机制。从1994年以后，由于我国实行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固定汇率机制导致基础货币内生。　　第八章货币供给的中国特征。主要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在多数时间呈现内生性的基本特征。　　第九章结论和建议。总的看，我国的现行的经济体制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存在资金利用的效率较低问题。因此，总的改革方向是努力提高社会资金利用效率，同时保证国家在适当时期的调控能力，发挥制度的优势。主要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第一、制止“国进民退”，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提高我国市场经济的活力，进一步增强货币的内生性。第二、保持国家对国有金融的控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限制其内部人控制问题;发展私人金融业。第三、进一步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完善对地方政府财权的规范，控制其盲目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第四、进一步增加汇率弹性，逐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降低固定汇率机制的风险。第五，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强化直接融资的企业治理功能，提高社会资金利用效率，分流储蓄压力，缓解通胀风险和房地产过度繁荣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