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通过研究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资本市场摩擦、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等因素,来解释不同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差异。在微观层面,增长期权和融资能力对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也有重要影响。一方面,增长期权能够直接影响资本结构调整的收益和成本；另一方面,融资能力的提升,将为企业资本结构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增长期权也会通过融资能力渠道,来间接影响到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但目前对于增长期权和融资能力如何影响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增长期权→融资能力→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这样一个机制上面。而且我国资本市场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上市公司倾向于外部股权融资、不偏好分红等,使得增长期权和融资能力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效果也不同于国外市场,因此就有必要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这一关系进行检验。本文以资产市场比和资本支出比作为增长期权的代理变量,通过对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检验增长期权和融资能力对资本结构及其调整速度的影响效果,得到以下结论：(1)增长期权和融资能力均能对资本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增长期权对市场杠杆的负向影响效果更加明显；(2)企业完成向最优资本结构的调整,大约需要6个季度的时间；(3)增长期权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存在凸性关系,但我国的经验数据表明,线性的和凸性的增长期权,在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程度上,差别并不明显；(4)增长期权和融资能力对资本结构及其调整速度的影响效果,与宏观经济周期有关；(5)增长期权越大,则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越快。本文由此认为,一方面,监管层要为企业的多渠道融资创造便利,增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促进企业加快调整资本结构的速度,在监管方面更加重视增长期权和融资能力,可以从IPO、评级等方面入手,将增长期权和融资能力纳入监管指标。另一方面,企业也要重视增长期权和融资能力的积累,从而更加方便地拓展融资渠道,更加灵活地调整资本结构。此外,企业也要重视资本结构的调整,及时找到适合企业的最优资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