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强行打开国门后,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面对“数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曾提出诸多“救国图强”的主张,其中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有影响。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被近代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和施行者运用到外交领域。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传统的“华夷体系”逐渐向近代条约体系转变,中国传统外交也逐渐向近代外交转变。中国被强行纳入条约体系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双重”失落,一方面由原来的“中央帝国”跌落为民族主权国家的成员之一;另一方面又沦落为从属西方列强“外围”国家,遭受其侵略和奴役。但中国毕竟太大,任何一个列强都无法将中国独吞。于是,列强在共同宰割中国的同时,既相互勾结,又激烈竞争,中国则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推行“以夷制夷”的外交。可以说,“以夷制夷”是近代中国外交最根本的特质。它既可作为一种外交理念(或思想),几乎贯穿于整个近代中国的历程,又可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用于同西方国家及其他国家打交道;还可以作为一种外交举措,落实到具体的外交行动上。近代中国“以夷制夷”外交在其推行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表现与特点,其针对的对象以及收到的效果也不一样。从曾国藩、李鸿章的“和戎”外交,到孙中山的“联日”“联美”设想和“联俄”政策,再到蒋介石的“美援”外交,可以看出近代中国“以夷制夷”外交某种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以夷制夷”外交是近代中国身处弱国地位的情况下,求生存于大国夹缝中的消极选择,最终不能使中国傲立于世。只有获得民族的彻底独立与解放,提高国家自身的实力,中国的外交才能超越“以夷制夷”的传统理念,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