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强化,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水平和对外开放的战略层次也在不断提高。以此为背景,中国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从实证到理论都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政府年报在统计科目上的缺失,造成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特别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余波未平的今天,如何抓住机遇重新安排海外资本的布局,如何正确看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关关系,如何制定政策促进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以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为样本,分别研究了美国1994——2008年的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并得出:美国的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纵向分布(同一地区不同时间)和横向分布(同一时间不同地区)上,都具有正相关关系。随后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从数理上进一步验证了两者的相关性。通过系统的阐述,本文证明内部化优势和竞争优势是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联的内在驱动力。内部化优势是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认为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协调发展,可以增强内部化优势的形成,最终消除信息的不对称现象,起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企业的技术和服务创新的作用。竞争优势是迈克尔·波特的重要研究成果。在这一理论上,本文论证了通过形成产业集群,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取长补短——共享投资经验、互为产业支撑,最终使比较优势转化为国家竞争优势。本文第三部分研究了我国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和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等因素,我国的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投资规模偏小、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比起发达国家,我国的两类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针对目前两类投资向上发展所存在的缺口,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严重失调的现实,本文认为有必要借鉴美国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的实战经验,充分认识两类投资相互合作的重要性,并提请政府尽快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两类投资的相互合作,达到共赢的目的。为此,本文构建了关于两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模型,对他们如何协调发展给出了形象的说明。最后,针对目前我国两类投资的发展状况,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保持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平稳发展;2、加强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建立合作基金;3、发挥政府的中介作用,建设信息共享平台;4、积极组建银企财团;5、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