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部门出现了异常高涨的投资热情和产业结构的重型化运动，使得经济增长进入了依靠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然而，当投资的增长无法驱动更多的劳动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时，将会导致资本-劳动比上升，从而出现资本深化现象。中国工业行业的资本深化趋势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证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又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经济增长路线有悖中国的资源禀赋。技术选择不断向资本替代劳动路径的偏差，会增加解决就业的难度。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就业压力进一步凸显，就业问题非常敏感。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该何去何从？巨额资本和资源的投入所带来的资本密集度显著提高的“重化工业潮流”是否合理？可以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事关工业化道路的和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事关人口大国劳动就业问题的解决和和谐社会构想的实现。事实上，工业化进程中，资本深化、劳动力就业、技术进步可以说是彼此紧密关联的，那么，如何理解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深化现象？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是否相关联？制造业部门的资本积累是否导致了劳动力就业的困难？是何种原因造成了当前经济的困局？本文希望能够通过详实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对以上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索。　　基于以上研究背景，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梳理如下:第1章为导言。这一部分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的意义，从而确定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寻找研究问题的突破口。第2章为文献回顾与述评。对于资本深化现象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以此为基础，本章将在明确资本深化概念的起源和内涵的基础上，梳理资本深化的形成原因、经济效应，并进一步厘清制造业部门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在对现有文献做出简要评价的基础上，阐明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出发点。第3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系统梳理了资本深化的原因、资本深化与就业的关系以及资本深化、劳动力就业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第4章是本文研究的基础，明确了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和资本深化水平。本章运用永续盘存法对制造业部门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并测算了省际间不同资本深化水平，明确了其区域特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区域间资本深化产生差异的体制内原因。第5章主要剖析了制造业部门资本深化就业效应及其在地区间的差异。在分析了制造业产值和就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基础上，梳理了资本深化对于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方式。借鉴Costas&Christopher(2007)的理论模型并进行拓展，将制造业技术进步作为资本存量的函数，探求了资本深化对于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内在机制，并由此构建理论模型，对制造业部门区域间不同的资本深化就业效应进行了经验性检验。第6章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水平出发，探析了制造业部门资本深化就业效应在地区间产生差异的原因。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CES生产函数为基础，从Hicks(1932)的定义出发，推导出技术进步方向的测算方法，运用联立方程组，度量了1993-2011年期间中国制造业部门地区间不同的技术进步方向和偏向性程度，从而为资本深化就业效应的地区间差异寻求原因。第7章为全文的总结，概括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并对未来具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做了进一步的展望和规划。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统计分析法以及计量分析的方法综合分析了制造业部门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深化现象及其就业效应在地区间的差异，并为这种差异寻找到了体制内的原因。总体来看，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主要有:　　第一，通过永续盘存法估算了28省市制造业部门1993年至2011年期间历年的资本存量，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各地区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深化水平。结果发现，东北地区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化基地，无论从资本深化程度还是从资本深化发展速度，其指数都是最高的;与经济发展水平“东高西低”的特征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尽管资本-劳动比率不及东部地区，但是却具有更快的资本深化发展态势。究其原因，本文认为，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中面临着“非进即退”的零和博弈，通过投资带来GDP和税收的增加从而显示地方政府政绩，成为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干预投资的重要动因。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其经济发展和追赶意愿较为强烈，因此政府的干预动机较强，其较低的市场化程度和较大的国有经济比重恰恰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反而具有更加显著的资本深化趋势。　　第二，本文考察了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并建立了资本深化就业效应的理论模型，进而对于不同地区制造业部门资本深化的就业效应进行了经验性检验。当前的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仍然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依然是第二产业，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又是制造业部门。然而，三大部门产业结构和其吸纳就业的能力之间并非具有同步性，即使考虑到冗员的调整和非正规就业的存在，2002年以来的10年间，就业弹性依然在下降，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以上的高位运行，因此，可以断定，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并未带来显性的就业增加。借鉴Costas&Christopher(2007)的理论模型并进行拓展，对制造业部门区域间不同的资本深化就业效应进行了经验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全国总量层面上，制造业资本深化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在区域层面上，却显现出资本对于劳动不同的“挤出”程度。其中，虽然东北地区的资本深化程度和发展趋势最为明显，但其制造业部门资本对于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却是最小的;与制造业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有着更为显著的资本深化态势，中西部地区制造业部门资本对于劳动的替代效应也远高于东部地区。　　第三，针对资本深化就业效应的差异，本文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视角探讨了其产生的原因。以CES生产函数为基础，从Hicks(1932)关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定义出发，推导出技术进步方向的测算方法，并据此度量了1993-2011年期间中国制造业部门地区间不同的技术进步方向和偏向性程度。结果显示，在国家总量层面上，技术进步总体是偏向使用资本和节约劳动的。在地区层面上进行考察，本文发现，不同地区技术进步对于资本的偏向性程度是截然不同的。中西部地区资本偏向性水平最高，其次是东部地区，而东北地区虽然是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其技术进步对于资本的偏向性水平反而比较低。　　与已有的文献相比较，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尝试性和探索性的研究:　　第一，本文运用永续盘存法，估算了制造业部门分地区的资本存量序列，为今后的经济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数据。在此基础上，计算了各地区制造业部门的资本深化水平和发展趋势，发现了资本深化水平的区域特征:东北地区作为重化工业基地，其资本深化水平最高;与经济发展水平“东高西低”的特点相反，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具有更快的资本深化发展态势。　　第二，为地区层面不同的资本深化程度及其就业效应的差异找到了体制内的原因。“中国式分权”的特征是否导致了资本深化现象的产生并进而决定了地区间不同的资本深化程度及不同的资本深化就业效应的产生，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经验性的检验。结果显示，地方政府通过对金融贷款行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从而促进GDP和税收增长为地方政府赢得政绩，成为地方政府对投资具有异常高涨的热情的主要原因，而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其追赶意愿强烈，较低的市场化程度和比重较大的国有经济成分使得地方政府干预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因此其资本深化的发展趋势最为显著，且资本对就业的“挤出效应”也最为明显。同时，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部门所发生的资本深化现象并不是内生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推测，资本深化现象一定有非内生于经济体系内的其他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本文对于体制内原因的解读。　　第三，基于CES生产函数，从Hicks关于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定义出发，推导出技术进步方向的测算方法，并据此度量了1993-2011年期间中国制造业部门地区间不同的技术进步方向和偏向性程度。结果显示，在国家层面上，技术进步总体是偏向使用资本和节约劳动的;在地区层面上，中西部地区资本偏向性水平是最高的，其次是东部地区，而东北地区作为全国的重化工业基地，其技术进步对于资本的偏向性水平反而比较低。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并“不均质”的大国，不同地区间呈现不同的工业化特征，本文剖析了制造业部门地区间不同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水平，并且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本文前述的资本深化就业效应在区域间所产生的差异。　　本文研究的难点和不足主要体现在由于统计年鉴的数据并不系统和完善，因此必然要求对文中所用数据进行估算，难免影响到数据的精确性，同时本文的研究期限为20年，相对于工业史来说，这一期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本文将会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时间序列、完善就业效应的理论模型、借鉴国外工业化发展经验，以期进一步夯实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