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对听障群体的报道,反映着听障群体的社会地位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中国作为听障人口最多的国家,厘清听障群体的媒体报道内容和媒介形象呈现十分重要。《人民日报》作为主流媒体,有极高的影响力和完善的媒介矩阵,其新闻内容影响着公众对听障群体的认知。本文基于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1946年至2019年的纸质刊载、微博平台、微信公众号平台和短视频平台的媒介矩阵内容进行分析,结合梵·迪克的话语分析理论解读《人民日报》的文本话语变迁,以期从媒体角度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路径。从报道内容看,听障群体的报道数量较少;报道主题以政府为主,由医疗向社会、慈善转向;报道对老年听障者关注不足,性别比重从侧重男性变为男女平衡,新媒体平台报道存在男女偏见。在听障群体的媒介话语变迁中,关键词出现从“聋哑”到“听障”的渐变;修辞风格经历从“铁树开花”到“天线宝宝”的转变;话语叙事呈现出医治模式、关怀模式和情感模式三种叙事风格。通过内容和文本的呈现规律,本文发现,听障群体的媒介形象呈现出集中出现的边缘群体、有突出成就的典型人物、被帮扶救助的弱势群体、存在生理歧视的刻板印象等四类突出特征。这些媒介特征背后反映的是《人民日报》对听障群体的议程设置、污名和隐喻及知识权力的运作和规训。在对听障群体的议程设置上,《人民日报》呈现出信息议程设置和属性议程设置两种机制模式,加重了听障群体的边缘地位。在对听障群体的污名和隐喻中,显性语言符号暴力已不复存在,但部分报道依然存在无意识歧视和隐喻问题。在知识权力的运作和规训上,由于听障群体的新闻信息资源有限且与普通民众接触较少,使得新闻制作者获取听障群体的新闻信息成本增加,进而使报道形成异构同质的现象。听障群体在媒介生态的生产环节中话语权变弱,导致受众接收不到完整信息,其他媒介或个人反馈信息不够全面,进而形成对听障群体话语权的多重剥夺。但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兴起,《人民日报》开始转变传统话语形式,积极建立与公众的协商对话,听障群体也出现多个阶层的报道,反映着听障群体社会地位的提高。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去二元对立视角的叙事框架和去医疗关怀视角的赋权框架两个建议。通过去残疾人和非残疾人、身心二元对立的视角,来进行更宏观的叙事方式。通过去医治模式和关怀模式的视角,来进行更深度的赋权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