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构建创新型国家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区域创新的重要产业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知识技术含量高、产业辐射面广、渗透性和带动性强等特征,迅速成为引领区域创新发展的增长极。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多倾向于选择与相似产业或关联产业集聚在一起,且集聚具有外部性,对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实现区域内各城市联动、协同发展,进而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也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创新发展前沿阵地。长三角地区汇集了大量人力资本与资源,为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然而,长三角地区存在区域内发展不平衡问题,地区间的创新资源禀赋、创新能力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相对而言,上海、江苏、浙江占据着长三角主要的创新资源,安徽成为创新资源的贫瘠区,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仍存在较大差异,制约着长三角地区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为从行业、区域和外部性异质性角度,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提供了较好的实证素材。为此,本文以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2003-2018年面板数据,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这对于践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进长三角协同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较于以往集中于制造业集聚的研究,在服务业迅猛发展这一背景下,本文选取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关联性强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全国创新先导地区—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的空间尺度范围,结合长三角地区创新特征构建区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影响。基于地区、行业、外部性三种视角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构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理论框架。突出外部性视角,厘清三种不同类型外部性所产生的作用机制,考察地区、行业差异视角下的外部性作用机制,尤其关注Porter外部性及其非线性影响效应,这是被已有研究所忽视的,也是本文的贡献以及尝试创新之处。论文以产业集聚理论、创新理论、外部性理论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揭示了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域创新能力水平的现状与空间分布特征,以空间计量模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为研究手段,检验了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阐明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得到如下基本结论:（1）在不同行业、地区、外部性视角下,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征均存在显著差异。这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特点、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实际情况以及不同外部性作用下的集聚模式相关,而这也引发了集聚对创新影响效应的差异。（2）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呈现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空间差异性和“俱乐部”收敛特征。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在空间上总体上呈现正相关性,空间分布上来看,区域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集中在长三角东部地区,较弱的地区集中在长三角西北部地区。同时,长三角地区创新能力差异较大、呈现持续缩小态势,且出现了跨省份间的“俱乐部”收敛现象。（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分地区来看,高集聚、中度集聚、低集聚三类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创新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均存在显著差异;细分行业来看,不同细分行业集聚、不同层级行业集聚对本地创新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均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应当结合不同地区特点、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特征差异,考虑如何有效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创新效应。（4）不同外部性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且存在地区、行业分异特征。这表明,布局生产性服务业时应重视不同外部性作用下的集聚模式、行业层级分工以及地区实际情况,统筹考虑。（5）不同外部性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基于政府作用的非线性的门槛效应,且这种非线性的门槛效应也存在地区、行业分异特征。这表明,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区域创新能力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适当调整政府作用力度。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回归集聚“经济区间”,释放集聚的创新效应;二是调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推进高端行业集聚发展;三是因地制宜,充分发挥集聚的正外部性效应;四是统筹规划,激发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溢出”;五是重视政府作用的门槛效应,适当调整政府作用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