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到五四时期,康有为的儒学思想发生了变化。主要分四个阶段:“援西入儒”、“以西化儒”、“儒西并尊”、“以儒维魂”。康有为一生都坚持尊儒的立场未变。流亡海外十几年的康有为对西方的认识更加深刻,归国后看到儒学式微,力倡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欲借鉴西方的宗教模式将孔教宗教化,以此来抵御西方的文化“入侵”。康有为不合时宜地推动“孔教宗教化”运动遭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派人的猛烈批判。陈独秀针从三个层面对康有为进行了反驳:首先,宗教层面,孔教不属于宗教;其次,政治层面,陈独秀坚持“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最后,文化层面,中国的“三纲五常”与新文化时期宣扬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相悖。康有为与陈独秀争论的背后是二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儒学思想上的差异和全局观和局部观上的差异。本文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康有为与陈独秀二人的争论为出发点,梳理并分析了康陈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是非得失。中外学者大多是对新文化运动持肯定态度的,把它当作新时代的到来的重要标志。批评的声音也是存在的,多是指新文化运动有着简单化和形式主义的缺点。值得肯定的是陈独秀指出了儒学与专制的关系,对封建专制的维护,这是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的新派人物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到历史上的儒学并非宗教。在科学、民主潮流下,康有为把儒学宗教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孔思潮也存在不足之处,最大的不足的新派人以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儒学。反观这正是康有为的独到之处,康有为能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儒学,并开启儒学创造转化的历程。但康有为的不足也体现在对自由、平等、民主的认识不深入。并且强行将“孔教宗教化”,陷入政治漩涡使其思想的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受到极大影响,儒学也在这个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