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困境企业增多,许多企业濒临破产。除了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庭外重组外,破产预重整作为新兴制度提供了一种企业重整更简便的方式,大大提高了重整的效率。破产预重整制度是指当某企业陷入破产危机,该债务人企业或其债权人向法院提起正式的重整申请前,由债务人企业自行或第三方指导下与债权人进行谈判协商,召开债权人会议,初步制定及达成预重整草案,债权人在预重整草案中的同意票可直接用于正式破产重整程序的新型企业拯救机制。这一制度不仅整合了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的优势,而且将庭外重组的效力延伸,通过梳理债权债务、引入战略投资者、制定预重整计划草案等一系列申请破产重整前的工作,大大提高了重整成功的效率及可能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堪称“重整的缓冲期”!目前我国实践中已有大量运用预重整制度进行破产重整的成功案例,但依据的均为地方政府或法院发布的指引性文件,而无高阶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本文从以下六个部分对预重整制度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为引言,以厦门任我游公司预重整一案引出本文所述核心问题预重整制度,首先对预重整制度概念进行学者观点陈列,并给出笔者定义;其次,论述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创新性地提出即使失败仍存在的价值,预重整制度是当前破产实践的热点问题。第二部分内容是我国预重整制度的立法概况,无高阶法律,均是各地区政府或法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浙江高院于2013年发布的纪要文件、深圳中院于2019年发布的工作指引,可以被认为是我国目前行政及司法机构在探索适用预重整过程中制定的具有代表性、可参考性的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通过的《全国法院破产审判会议纪要》中第二十二条,虽还未正式使用“预重整”一词,但该条款间接承认了预重整程序,也已经是我国构建预重整制度过程中的巨大进步。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实务中对预重整制度适用进行的探索,以福昌电子预重整、怡丰成公司预重整两个案件为例。2015年福昌电子预重整案,深圳法院积极探索、创新,创设“府院联动”机制,发挥司法能动作用,从预重整到正式进入程序都由法院主导,不仅给深圳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推动了其他地方法院对重整案件的预重整实践,对于我国的破产预重整程序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突破。而怡丰成公司预重整一案的推进依据的是2013年浙江高院发布的破产纪要,该案也是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领域内,余杭区法院首次运用“预登记”机制进入预重整程序的成功实践。第四部分内容是域外,选择了美、英两国比较有代表性的预重整制度进行介绍,以及值得我国学习的优势。美国是公认的预重整制度起源地,而且美国在其法律中对预重整制度进行了较为明确、详细的规定,作为一种能够克服破产重整与庭外重组缺陷的新型企业拯救制度,为许多国家所借鉴;而英国的预重整是与美国模式截然不同的更为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模式,英美两国模式是目前国际上对于预重整制度的成功应用,都值得我国在设计本国预重整时从中借鉴。第五部分是笔者对我国预重整制度的具体设计,结合一系列成功实践及借鉴域外经验,分别从立法支持、具体内容框架设计、各参与方角色、与重整制度衔接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对法源缺陷予以补正,确定预重整制度的实施条件,建立预登记程序,明确信息披露要求,理清法院、政府、管理人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使预重整与重整制度在时间、效力、内容方面有效衔接,更好地在我国落地应用。第六部分结语,对预重整的优势予以总结概括,希望仅以本文引起学界更多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