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作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不适应影响的全新机制,CDM应运而生。国际社会借助CDM这一“双赢”性桥梁,沟通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控制气候变化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合作的同时,促进各国经济合作与发展。本文从CDM确立的背景、运行法则和存在问题入手,探求后京都时代CDM的改革行径,进而对我国现行CDM法律状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若干立法完善构想。论文的正文包括七章和结论共八个部分。第一章从气候变化的国际形势入手,对CDM进行全面概述。论文首先指出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引起的全球变暖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通过展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昭示国际气候治理的迫切性。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京都机制,以排放权交易为市场基础的CDM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桥梁,具有国际经济、政治和环境多重属性,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双赢性和自愿性。在对CDM的外延和内涵进行了解之后,论文对CDM的管理体系和运行规则、程序等基本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指出CDM法律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双重监管体制并行。第二章着力于从理论角度论述CDM的国际法基础。其中第一节从国际立法的角度对确立CDM规则和制度的重要会议及其会议成果进行探讨,勾勒出CDM从提出到逐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第二节从理论角度为全文奠定基础,通过对与CDM相关的国际法规则的论证,指出国际气候合作是CDM所处的国际趋势,当前气候合作机制中只有CDM是联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可持续发展则是CDM的宗旨和意义所在,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则是CDM不同于其他温室气体减排机制的独有特点。第三章主要讨论了CDM实施中的具体法律问题。为了更清楚地揭示CDM实施中的障碍,本章首先对CDM项目交易的法律依据ERPA、CDM的核心CERs和CDM项目的关键即技术转让逐一进行剖析。在分析这些具体法律问题后提出一些完善意见,并从中对CDM的发展得出一些启示。在此基础上,结合CDM项目的运行现状,本文随后对当前CDM项目的实践情况分析,指出CDM在运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除了法律制度和管理体制上的不足以外,CDM还面临着商业性的风险,对其能否真正实现减排、促进可持续发展也还存在着质疑。第四章旨在通过与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进行比较,对CDM制度外部设计进行反思,为后文将要涉及到的CDM改革提供借鉴。作为碳排放交易的两大主要模式,CDM与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各有特色。但在欧盟境内而言,CDM只是作为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补充机制。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度在资源整合和统一市场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无疑对CDM发展提出了挑战。以此为鉴,如何协调CDM在市场机制、国际贸易、区域国际法等不同领域的矛盾,将是后京都时代CDM改革的任务所在。第五章运用国际法相关理论分别从气候变化国际法的不确定、国际政治的制约以及国际法实施效力的局限性来分析CDM所面临的挑战。温室气体测算和CDM法律制度方面的不确定性对CDM的运行产生重大影响,这主要集中在降低了CDM的实施效率方面。而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多元化利益格局则从根本上决定了后京都机制的走向必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正在崛起中的七十七国集团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断增强将推动民主治理的进程。本章通过对气候变化国际法的软法属性和公约——议定书机制的缺陷分析,指出CDM的国际法局限性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第六章基于前面对CDM现状及其原因的分析,对后京都时代CDM的改革进行了展望。后京都机制的谈判历经了从蒙特利尔路线图到哥本哈根协议的漫长征途,虽然取得了些许成功,但是关于减排责任的分担和各国的减排目标仍然分歧严重。尽管国际社会关于第二承诺期还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但随着国际碳市场的逐渐发展,’现有的CDM管理体制已经显然无法满足其日益壮大的要求,改革势在必行。为了延续CDM的生命力,未来的CDM只能在现有的发展模式上加以改良,除了加快CDM规则的修订以外,还应当致力于提高项目行政效率和降低项目实施风险,通过强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来促进CDM项目在地理分布和实施类型上的公平分配。第七章联系中国CDM的实施环境和现状,提出完善中国CDM政策和法律的若干建议。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作为潜在的排放大国,必须做好承担温室气体减排的准备。在国内层面,首先应当加强CDM立法和相关规则的制定,并从政策上对CDM项目给予特别优惠。其次,应进一步完善我国CDM的管理运行机制,提高项目的综合效益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完善CDM市场运行机制。在国际谈判中,应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争取谈判主动权,加强开展CDM项目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最后本文结论指出,通过对国际法视角下的CDM研究,既有可能推动国际法理论的发展,又能为后京都时代CDM的改革提出一些建议。同时,本文也认为,中国应及早为第二承诺期承担减排义务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