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面临着严重失业问题的挑战。“突发性、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已经的影响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稳定。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的三重冲击下，中国的就业与失业问题成为中国进入21世纪后的最大挑战，堪称“世界最大的发展难题”之一。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而且能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与繁荣。所以研究这些冲击对中国就业与失业问题的影响机制、寻找扩大就业的新途径、制定系统的政策框架，对于学术界来说是十分紧迫的任务，也正是本文写作的意义所在。本文在国内首次运用了转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模型，分析了经济转轨影响我国就业需求变化的三大效应：资源重新配置、经济活动的组织解体和结构调整效应。发现这些效应不可避免的造成传统正规部门和生产能力过剩的竞争性行业的就业需求下降，形成“突发性”的结构性失业。但通过发展非正规部门、新兴正规部门和新兴行业，可以创造新的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缓解我国的就业与失业压力。从发生的时机看，中国的失业表现为“滞后性”的特点，因为我国选择了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改良”向“市场经济的建立”转变的经济转轨模式，同时经历了生产能力从“不足”向“过剩”的转变，所以也出现了“从就业的快速增长到大规模失业”的转变，与其他转轨国家在经济转轨一开始时就出现失业率快速上升的状况形成对比。在研究中国应对就业与失业问题的过程中，本文首次使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外部冲击和政策响应”的理论框架，提出“就业优先”、“公平优先”和“以人为本”应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并将政策框架设定为互补的两个方面：第一是主动的冲击防范机制，即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第二是被动的冲击防范机制，即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二者相互补充，但以主动防范为主。在主动扩大就业机会方面，本文提出中国城镇就业模式应当从“正规化向非正规化”转变，即通过发展非正规部门，促进自主就业、弹性就业等多种灵活就业方式扩大就业机会。完成我国就业结构向非正规就业为主的转变。针对促进非正规部门的发展，本文提出了新的治理观念，即建立“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合作的伙伴式关系，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和提供多样化服务方面的作用，弥补政府与市场功能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