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年,日本军民大量攫取中国东三省木植,严重损害了中国东北官、民的权益,并引起不同阶层的民众的反抗。处于社会底层的木把往往以武力抵拒和斗争,商人则以商帮为组织,陈述利害,并敦促清廷调停。出于信守条约以及各自外交利益的考量,中日政府就木植问题展开了交涉。日俄战前,中日商民在木植流放与认领事项上存在较多的经济纠纷,甚至发展为武力冲突。日本趁机扩大经济侵渔,并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对此,清廷客观地划分双方的责任,要求共同承担,并与日本签订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以规范木植的流放、认领程序。日俄战争时期,日军以军用的名义大量掠夺东三省的官木和民木,引起当地民众的怨声载道。清廷从战地财产征用条例、局外中立国享有的权利以及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等相关法理切入,反驳日军的各类托词,并要求日方归还原木或赔偿。战后,中日合办了鸭绿江采木公司,日本通过合办形式突破了半殖民地中国的防御线。嗣后,日本在东北集中发展中日煤铁矿、农林等原料工业的合办事业,为全面侵华奠定经济基础。中方官民以国际法为切入口,向日本索要赔偿,并挽回部分损失,推动了中方政府与国人对近代交往方式的接纳与运用,为此后国民外交的兴起打下了基础。然而,日本借政府交涉,攫取了中国鸭绿江流域的森林采伐权、木材专买专卖权等,有助于日本以合法形式推行强权政治,并逐步建立在东三省的绝对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