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长期以来指导人民的生活,是最足以代表中华文化特性的宗教。道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官方吸纳,成为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明太祖建立政权后推行三教并用的政策,设立僧道衙门管理佛道二教,但对道教多有推崇。此后,数代皇帝继续推行明太祖的宗教政策,但偏爱佛教。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在京师获得重大发展,佛教势力与宫廷政治关系密切,遂产生不少弊端。正德十六年(1521),明武宗暴亡,朱厚熜即皇帝位，年号嘉靖，即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即位后,君臣合力,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革除武宗朝的弊政,其中就包括宗教政策的刷新。嘉靖初年,嘉靖政府对佛、道二教进行整理。但因前朝在宗教政策上偏向佛教,在佛教政策上失误颇多,加之嘉靖群臣多不喜佛教,故宗教整顿时对两京地区佛教限制甚严。为了体现新朝,新气象,嘉靖皇帝在宗教政策上转而扶植道教。嘉靖首先提高道教地位,优待上层道士,笼络道教领袖,以此控制信众;通过不断加封祖上和自己,获取天道正统,表明自己不仅是人间帝王,也是神界帝君。嘉靖还通过任命道教管理机构人员控制道教。嘉靖虽然偏爱道教,但并未要求所有儒臣弃儒入道。嘉靖后期的内阁首辅徐阶全家信佛便是例证。嘉靖个人对道教方术的偏好主要表现在终身好斋醮。嘉靖朝的斋醮活动,早年以祈嗣醮为主,中晚期偏重例行岁典,祝寿谢典,晚年则借节令景度,大事祷祝。斋醮次数逐渐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时间期限渐长。斋醮性质多为帝王专修之金箓斋,所建醮坛,场面庄严浩大。嘉靖终身尊重道教,长达四十年的的崇道政策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嘉靖的道教政策为众多儒士所不容,故嘉靖一朝言官对嘉靖崇道的任何行动都大加指责。嘉靖崇道,表现在法制上则是“轻刑思想”,嘉靖朝多次恤刑,故部分违法犯罪分子得以被轻判甚至逃脱惩处。在经济方面,一方面,频繁的斋醮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另一方面,因斋醮的需要,大量道教瓷器产生。随着道教的传播和地位的提高,宫观数量猛增,宗教旅游获得发展,宫观经济显著发展。嘉靖崇道对文学的影响更大,以道教为题材的白话小说大量产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艳情小说、神魔小说繁荣;宗教剧增多,且教化功能明显。在嘉靖时期,道教理论研究无显著进展,道教进一步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