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rnbaum（1999）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让两组被试分别判断数字“9”的大小和数字“221”的大小,结果发现在相同的标尺上,被试对数字“9”的大小的判断大于对数字“221”的大小的判断!这就是所谓的“9>221”效应。此外,Leong（2019）利用改良后的标尺巧妙地发现了“9>009”效应和“-2>2”效应。然而,上述实验存在以下不足:（1）采用工厂工人作为被试,首先工厂的工作压力较大,为了尽快完成实验回到工作岗位,被试可能会粗心审题和答题,再者,他们可能文化水平较低,数学能力不够,无法完全理解主试的实验任务,从而使得上述现象只是伪迹。（2）过去关于该效应的研究均只采用了西方被试。众所周知,中国初中数学课程相当于西方高中数学课程,中国人的数字能力比西方人的数字能力平均高很多,也就是说中国人对于数字的敏感度远高于西方被试,因此,上述现象能否在中国被试上得到重复,是个很大的疑问。（3）2019年进行该实验时采用的量尺非常奇特,在量尺的左边有很长一段空白的量尺,这远远不同于普通量表采用的量尺,这使得其实验结果可能只是由于量表的特殊性造成的,对于普通量表的启发意义大打折扣。本研究针对上述不足,采用高文化水平、高数字能力的中国大学生作为被试,采用改良的量尺作为材料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分别检验上述三个有趣的效应能否在严格的实验中得到验证。在研究1中,两组来自某某大学的高文化水平和高数学能力的大学生被试（每组包含100名被试）分别在没有标明具体数字和量程的量表上判断数字“9”和数字“221”的大小。他们需要在主试提供的标尺上通过划竖线方式来标记自己的判断,而他们判断的结果则可以通过测量标尺左端到被试所标记的竖线之间的间隔长度得到（标尺全长为13.1cm）。结果显示被试对数字“9”大小的判断（M=6.55;SD=4.87）显著大于对数字“221”大小的判断（M=3.76;SD=2.99,t=4.89,p<0.001（双尾）,Cohen’s d=0.69）。由于研究1中已经收集到了数字“9”条件的数据,研究2只招募了数字“009”条件的被试,数字“009”组的被试与数字“9”组的被试各方面条件相似（100人）,并且让他们在与研究1相同的标尺上判断了数字“009”的大小。然后我们比较了被试在标尺上对数字“9”大小的判断（收集于研究1）和被试在标尺上对数字“009”大小的判断（收集于研究2）。结果显示被试对数字“9”大小的判断（M=6.55;SD=4.87）显著大于对数字“009”大小的判断（M=3.35;SD=4.02,t=5.06,p<0.001（双尾）,Cohen’s d=0.72）。在研究3中,两组与研究1中被试各方面条件相似的被试（每组100名）分别在与研究1相同的标尺上判断数字“-2”和数字“2”的大小。结果显示被试对数字“-2”大小的判断（M=5.14;SD=2.76）显著大于对数字“2”大小的判断（M=3.77;SD=3.40,t=3.14,p<0.01（双尾）,Cohen’s d=0.44）。综合上述三个研究的结果,我们在一系列改良后的实验条件下（高学历、高数学能力的中国被试,改良后的正常标尺）复制了“9>221”、“9>009”和“-2>2”这三种效应,且三种效应非常显著。这些结果再次提醒使用量表作为工具的研究人员,在采用主观量表来测量变量时,要特别注意提防上下文、刺激集可能产生的混淆作用,在研究中要避免微妙但至关重要的复合变量,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避免得出错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