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中国大力扶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央政策的大力扶持下,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该产业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向前发展。本文从制度理论的视角梳理了该产业的制度化过程,探讨了新兴产业形成过程中的政府政策及各行动者的创新体系中各主要行动者的能动性,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本文从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这两大维度对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的37项中央政策文本进行了内容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三类政策工具中,环境面政策工具的使用最为频繁。(2)随着产业发展,需求面政策工具的使用逐渐增多,环境面政策工具的使用逐渐减少,供给面政策工具的使用呈现周期波动；他们的使用呈现出从供给面到环境面再到需求面的不断完善。(3)中央政策着重从研发和市场推广这两端刺激新兴产业发展,而对产业化的推动有限。(4)政府在新兴的不同阶段着重采用不同的政策工具来推动响应的创新价值链进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第二,本研究梳理了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新兴产业制度化过程的特点,以及三类主要行动者的集体性制度创业和分散的能动性。研究结果表明：(1)新兴产业的发展分为纵向技术研发和横向产业化推广两个维度。(2)三大制度支柱的建立顺序是依次从规制性制度支柱到规范性制度支柱、再到文化认知性制度支柱。(3)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依次主导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品化、产业化和商业化。(4)这种主导响应关系来源于能动性在不同类行动者之间的分散,其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类行动者动机的差异。第三,本研究考察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同类行动者的集体性制度创业和分散的能动性。研究结果表明：(1)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集体性制度创业过程中,行动者之间达成了基于地理区域、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划分的联盟关系,联盟之间的行动者相互竞争、联盟内部的行动者相互合作。(2)这种合作竞争关系是源于集体性制度创业中同类行动者之间的能力差异。(3)地方政府的能力维度主要可以划分为产业基础、地方经济实力和制度创新能力三个方面。(4)企业的能力可以主要从为技术、资本和市场三个维度来剖析。第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创业,而各试点城市在不同时期的组织场域特征又有显著不同,本研究以此为素材、对比考察了不同组织场域背景下的制度创业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1)在欠制度化的统一场域,制度创业的主要策略是联结场域中最权威的合法性来源——政府。(2)在欠制度化的分裂场域,制度创业的主要策略主要是快速联结同盟者、扩散新制度以抢占市场。(3)在高制度化的统一场域,制度创业的主要策略是寻求与当前的在位者的共同地带,以降低强势在位者的阻力。(4)在高制度化的分裂场域,制度创业的主要策略是提出新的制度构想,具体包括深度挖掘新的细分市场或在当前众多模式间寻求中间地带。本文通过对创新政策、制度创业与新兴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对拓展与深化制度创业理论、指导新兴产业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1)本文探索了政策工具与新兴产业创新价值链之间的关系,从而描绘了创新政策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2)本文分析了新兴产业制度化过程中众多行动者的集体性制度创业和分散的能动性,扩大了现有制度创业研究对能动性的关注范围、深入挖掘了行动者能动性的前因、探索了行动者分散的能动性对集体性制度创业的影响。(3)本文对比总结了不同组织场域特征下,制度创业者的社会地位、制度创业的主要困难、对应的制度创业策略的不同,这帮助完善了制度创业研究。(4)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于政府如何制定新兴产业创新政策、政府如何管理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的分散、企业如何在不同情境下选择制度创业策略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