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伟大宝典，是对卓越的政治家管仲的治国思想的深入阐释和铺张发挥，全书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并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和论述。本文主要是研究《管子》中富含的经济伦理思想。经济伦理是一个现代文化概念，是指人类经济协调发展的合目的性应然。虽然在古代没有经济伦理这个概念，但关于经济发展的伦理思想却是源远流长、早已有之的，《管子》中就蕴涵有非常丰富和深刻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管子》的经济伦理思想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发掘和整理我国古代的文化宝藏，同时也是为建构当代经济伦理学科体系作出努力。 任何思想文化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也是这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它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经济急剧变革、诸侯争霸斗争频仍、百家学术竞相争鸣背景下产生的杰出的文化成果。 《管子》的经济伦理思想首先表现为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总体伦理把握，也是从伦理的角度对经济发展提出的纲领性要求，这部分经济伦理思想就是本文所说的《管子》的经济发展伦理思想。《管子》以经世治国之道而著称，在《管子》中最为强调的是如何求得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如何实现富国强兵之目标。因此，与《管子》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政治、经济总目标相对应，《管子》首先确立了“国家本位”的经济伦理原则，此原则要求所有的经济活动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国家利益为衡量所有经济利益价值的准绳；通过国家机器的积极干预，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从而使国家走向民富国强，最终实现称霸于诸侯的理想。因此，国家的经济利益、国家的富强乃是《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在确立了“国家本位”的经济伦理原则基础上，《管子》提出了自己的经济伦理目标，即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达到国民经济生活的高度和谐。《管子》所谓的经济秩序主要指经济按国家的意图有序运行，所谓和谐是指达到按国家设定的和谐状态，用《管子》中的话说，就是“富上足下”、“贫富有度”。《管子》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务本饬末”，意思是以农为本，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同时整顿工商业市场，严厉禁止奢侈品生产的泛滥，其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正常的经济发展，以提升国民实际生活质量，同时积聚国家经济实力。需要指出的是，《管子》的“务本伤末”论不是要普遍地反对工商业的发展，而仅仅是反对奢侈品生产的泛滥。在《管子》的价值观念中，有着浓郁的功利思想，“功利”一词首先就是由《管子》提出的。《管子》认为自利是人的天性，它肯定人的这种自利欲求，并认为国家应该重视这个规律，所作所为应该符合老百姓的利益，以有利于民;它把老百挂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主张通过利民的途径而实现国家功利的目标。《管子》重视现实利益，也强调道义的价值，表现出了重利、明义的功利主义伦理取向。 任何经济的发展都需要相应的经济调控方式，《管子》从伦理的角度提出了对经济调控的有关要求，这就是《管子》的经济调控伦理思想。与《管子》的国家本位原则相应，《管子》是主张高度中央集权的，主张国家对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伦理调控。因此，在经济方面，它要求重大经济决策出自中央;这些决策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有关专家研究讨论得出;而决策一旦作出，就要求得到坚决的贯彻执行，它强调政令的一致性、严肃性，甚至要求君主也能带头服法。在管理方面，《管子拄张采取“以法治国”、“以人为本”、 “行正民服”的管理伦理方针。“以法治国”、“以人为本”的思想在我国古代也是首先在《管子》中提出的，它要求在管理中坚持法治原则，管理活动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得到老百性的拥戴;提出管理中应该选拔贤能、任人唯贤，通过人们的共同努力、人才的开发利用来收到良好的管理效益。《管子》还提出了管理者良好的管理风范和管理方法的问题，所谓“行正民服”，就是要求管理者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并要求视管理为一门艺术，善于做好管理工作。(管子》分析了各种租籍制度的利弊，反对那些不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税收政策，主张税收制度改革，废除原有的租税类目，通过“官山海”即征收山林盐铁之利而解决国家税收收入问题，认为这样既不会破坏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又可以获得稳定的税收，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措施;并提出对高消费征收高消费税，这样既有利于减少社会资源的消耗，也可产生经济的均衡效应。 对于经济的每一个运行环节，((管子》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要求，这就构成了《管子》的经济运行伦理思想。《管子》充分认识到生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在生产上，坚持以农为本，全面、大力发展社会生产，肯定工商业者的合理经营;主张关爱生产者、帮助生产者投入生产，用各种奖励制度奖励生产能手，充分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张提高生产效率，加强国民经济积累，保护已有的生产成果，使国民走上一条稳健的富强之路。在交换伦理思想方面，《管子》重视市场交换的作用，认为通过市场交换，可以作到“万人之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