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合同是随着司法实践中的大量出现,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律条文之中的。但当一方不履行订立合同义务时,目前立法只笼统地规定可以请求承担违约责任,并没有对预约合同是否可以强制缔约做出直接规定。正是因为立法上的空白导致理论界的学者和司法审判者各持己见,无法确定统一的标准。本文以预约合同的效力在我国立法、司法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参考域外理论与司法审理思路,分析预约合同是否可以强制缔约,并对预约合同的效力制度提供可参考的司法完善建议。本文分为四个部分进行写作:本文第一部分以介绍选题背景,明确选题价值为主。提出文本要研究的问题,即预约合同强制缔约责任,并对国内外的文献综述进行比较分析,为后文的写作打下基础。文章第二部分以分析预约合同强制缔约责任的司法裁判为主。通过对典型案例、地方案例进行对比分析来说明司法实践中预约合同的强制缔约责任存在的问题和审判路径,总结分析我国司法者对预约效力认定的基本思路。第三部分主要介绍预约合同效力相关的三个学说,分别是:强制缔约说、善意磋商说和内容区分说,并对比分析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预约效力的规定,找到适合我国司法裁判的审理模式。第四部分是完善预约合同强制缔约责任的司法建议。首先,预约合同的效力应当遵循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此基础上,按照区分说,简单预约采取善意磋商效力,标准、完备预约采取强制缔约效力。最后,总结三种不能强制缔约的情形,分别为履行不能的情况下、主要条款缺失的情况下以及预约合同对违约责任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总体而言,本文以基本概念界定、效力认定、能否适用强制缔约为写作主线,运用文献研究与案例研究方法,探讨预约合同强制缔约的责任问题,并对实务中法院判定预约合同效力应遵循的审理思路提出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