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是当代哲学的显赫学科,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按照英国著名政治哲学研究专家杰弗里·托马斯的看法,主流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包括:权力与公共利益、正义与平等、自由与民主、国家与法律、权利与财产权等重大问题;其中的权力问题又是所有这些主题中头等重要的问题,从而是探讨任何政治哲学问题的合理起点(1),因为围绕权力、财富和地位的冲突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现实(2)。或者引用赵汀阳先生的论断:“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3)马克思当然不能归属于近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而是这一主流政治哲学的批判者;马克思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进行批判的最重要理论成就,是他通过对资本的批判性理解而达成的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透视资本的压迫性本质,追问资本何以具有权力,探讨这种权力的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就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领域应有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的权力问题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崛起而进入近代政治哲学的视野之中的,由亚当·斯密首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理论的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将新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蓝图建构在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之上。由此产生的理论后果是,经济领域中权力与利益的分配问题成为近代政治哲学的新主题,财产成为权力作用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权力取代传统的以宗教和政治为主的权力形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普照光”意义的最大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马克思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这一历史性本质,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机理内部去探寻资本作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解资本权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类解放的全新政治哲学规划。本论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前提,以政治哲学中的权力问题为基本视角,通过探究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理论内容,来透析资本权力隐秘而复杂的运作机制,以此揭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政治问题,并由此说明马克思对近代政治哲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本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旨在对近代政治哲学语境中的权力和资本权力问题的生成作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为探究资本权力的复杂结构和政治意义提供一个学术背景。新兴的政治经济学取代近代政治哲学的主流地位是“资本权力”概念形成的总体性理论背景。政治经济学作为“近代市民社会的科学”,终结了古典政治理论的政治观念论传统,经济取代政治被置于理论的首要位置,财产权取代传统的政治权力成为近代市民社会的实体性社会内容。马克思从对人的现实生存条件的考察出发,发现黑格尔的法哲学无法解决“物质利益的困惑”;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由此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宏伟理论工程,为反思财产权理论的政治性与历史性限度提供了最恰当、最深刻的平台。马克思指出了近代财产权理论的两个根本性教条:第一,财产权理论依托于近代哲学所构建的“个人”范畴,“个人式主体”是财产权理论的出发点,从而导致了财产权理论的“个人原则”。第二,“主体式个人”开创了“权利本位”的现代政治社会,私有财产权被确立为自由的首要基础,“自我保全”的欲求使“财富最大化原则”成为财产权理论的另一个教条,所谓个人权利主要是“获得财产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权利。个人作为财富主体与权利主体,成为近代哲学的主导性范式。在近代政治发展的历史性格局中,财产对自身权利边界的扩张,嬗变为其最高政治形式,即资本的权力,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最普遍也最强大的支配性力量,其理论依据是作为市民社会政治理论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政治经济学崇尚的“自由市场”原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揭示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资本权力统治的现实根源,揭露了资本权力所造成的历史幻相、劳动幻相和自由幻相,为反思资本权力的形式与本质提供了最深刻的理论平台和理论方法。第二章基于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深度解读,从劳动、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探讨资本权力的发生机理和运行机制。通过描摹经济运作的现实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哲学批判的高度上揭示出资本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路径,还原物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生产过程中,通过购买劳动力,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上的从属”过渡到“实际上的从属”,劳动者的主体性被消解。资本权力转化为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规训权力”,以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塑造生产者,将独立自主的个人驯化为“经济上有用且政治上无害”的柔顺个体。在分配层面,资本家以工资购买劳动形成一种隐秘的非等价交换,资本的权力建构起一种平等幻相,掩盖了资本以财产权名义索取剩余价值而产生的对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压迫性;同时,通过榨取剩余价值并凭借自身资本量参与剩余价值分配,资本权力由此获得了维系自身存在的物质基础。在交换层面,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形成了资本权力的价值幻相,商品的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掩盖,资本权力表现为货币的权力,以其自身的购买力形成对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支配力。在消费层面,消费以异化自身的方式实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权力的新一轮攫夺和自身转型,通过控制现代人对商品的需要和消费,重建了评定社会价值标准的方式,并形成一套全新的资本权力运作机制;由此导致的自由幻相表现为,表面上人成为自己需要和欲望的奴隶,深层意义上则接受了资本权力的更彻底的统治。第三章基于唯物史观,分析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价值批判,以此澄明马克思所规划的超越资本统治,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主题。这一部分主要吸取了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共同性”、“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与自由人联合体”,来展开讨论资本权力批判问题的理论思维前提,指出马克思将对资本权力的批判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以人的实践的否定性和超越性为基础,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受资本权力的统治,来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推翻造成权力压迫关系的社会历史前提,在此基础上实现消解资本权力、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目标。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理论以极为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启发了后世哲学家对于权力问题的思考建构,形成了资本权力问题的“生命政治回响”。作为这方面的两个著名案例,本章专题探讨了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工作对福柯权力理论和当代生命政治理论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福柯正是沿着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的思路和问题框架继续前进,进一步揭示了资本权力的外显形式变化:工厂纪律——“规训权力”——“生命权力”,并以此重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而当代生命政治理论则以对“生命存在样态”的追问在新时期重启对资本权力的思考,发掘马克思资本权力批判理论中的生命政治要素,以期建构“新共同性”,在新时期探索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