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就整个中国翻译史而言，此时期的翻译活动处于低谷，且翻译界对这段时间的翻译的研究严重不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段时期的翻译没有研究的价值。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主流意识形态几乎控制着所有的翻译活动，翻译的文学作品中无不显露出意识形态的痕迹。《摘译》（外国文学）是文革期间出版的为数不多的翻译期刊之一，主要译介苏、日、美三国当时流行的文艺作品。此刊物为文革期间文学翻译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因此，本文以《摘译》（外国文学）为个案，试图探索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本文首先概述了意识形态在中西方的主要内涵以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接着本文讨论了它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重点论述了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以及意识形态在改写理论中所处的地位。以此为理论基础，本文接着对文革期间的政治背景、文学翻译的政治目的以及外译文学作品的出版方式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为下一章深入细致的分析奠定基础。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摘译》（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对杂志赞助商（即发起人）和“专业人士”的影响。对发起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作品的选取上，通过对刊物中所选作品进行分类与总结，笔者发现其所选题材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反映军事题材的作品，二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问题的作品，三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里人民反抗的作品。而所有这些题材的选取都明显受到了当时“反帝”、“反修”、“人民革命”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的重中之重是对刊物中大量的评论性文字进行透彻的分析，探讨意识形态对其产生的影响。这些评论性文字主要来自译者和评论家，即所谓“专业人士”，而当时对“专业人士”的选择主要依据其阶级属性，也就是阶级意识形态，只有符合主流意识的才会被选上。因此，长篇累牍的评论性文字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控。本文最后得出，《摘译》（外国文学）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它的出版发行、题材选取、译者的翻译以及评论者的评述都深深打上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因此，通过对《摘译》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