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翻译研究学者逐渐达成共识,仅仅局限在语言层面上来研究翻译,并不足以反映翻译行为的复杂性,应该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大环境中,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行为的各个层面的因素。这些因素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来限制和引导译者的翻译行为,译者往往要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使译文符合其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让更多的读者接受译文。甚至当语言与意识形态发生矛盾时,往往是语言做出让步。其中,由最大权力的持有者——政府及其机构所颁布的翻译政策对翻译活动具有最强大的规约作用,直接决定了译者译什么和如何译。　　 本文旨在研究翻译政策与翻译活动之间的关系,其视角超越了对翻译活动单纯语言层面的探讨,拟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研究中国1919年以来的翻译政策,将翻译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本课题的研究者不仅关注文本转换过程的内部研究,而且更加关注翻译的外部研究,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种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除了导论与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五章。在导论部分,通过比较与对比的方法,对“翻译政策”的术语及其在本文中的范畴进行了界定,阐明了研究的目的和选题范围,简述了论文的写作框架,并对研究范围和个案分析时的选材依据作出说明。　　 第一章为关于翻译政策的理论基础,在总结分析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翻译政策研究应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尤其是其理论中关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论述。同时,提出翻译政策应纳入霍尔姆斯(Holmes,1972)翻译研究学科中的理论研究范畴,为其在翻译研究中定位,确立其重要性和学科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具体规划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及各种可能性。系统阐述了翻译政策(包括成文和不成文两种)与翻译活动的辩证关系,以建立本研究的系统性理论基础,提出翻译政策对翻译的决定性作用,并在借鉴社会学、意识形态、文学等相关领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由于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政策会有不同的特点,1919年以来中国翻译历史的四个阶段被分为转型期和稳定期两种类型,在论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加以讨论。通过研究翻译政策作用于翻译活动的普遍性规律,辅以不同时期翻译政策的具体分析,对我国重要翻译政策的体现或制订的来龙去脉及实施的效果进行厘定,并分析具体翻译政策对翻译活动的目的、作家和作品的选择、策略的选择、及文本内容的增删等各个方面的影响。根据哈贝马斯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观点,系统的集中体现就是政策、法规等对社会活动等的控制,尤其是对个人的控制。但是,文化和政治等所形成的系统并非一成不变,其与社会的变革以及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并随之发生变化。在文化的转型期,政策的控制相对放松,翻译过程中的参与者(包括译者)的自由度增加;而在文化稳定期,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程度较高,个人的自由度则减少。所谓政策不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国家、民族在文化、阅读心理和发展方向等几个方面的综合反映。翻译政策主要受接受国的政治需要和政治环境制约,不同的统治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体现不同的翻译政策,政治因素与环境决定了翻译政策的走向。翻译政策也约束了译者,使其在整个翻译过程中一直受到当时、当地的政治气候、国情、与政策的影响,个人的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服从于政治需要,从这个方面来说,译者的主体性只能是一种“神话”,因为政策对译者拥有强大的约束力。　　 在论文的第四章,着重探讨了翻译机构在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翻译机构作用于政权与译者之间,既是翻译政策的执行者,同时又是沟通译者与政府的桥梁,在下情上达和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政策的维度来看,翻译出版的经济原因应该从属于政治原因,尤其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经济因素必然会对政治因素让步。　　 既然翻译政策左右了翻译行为,那么在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增加,翻译作为联系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手段,更需要制订出为国家的基本建设和文化建设服务的翻译政策。论文的第五章在前期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制订和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翻译政策的标准和原则,以期出台更加符合客观规律及切合实际的翻译政策。提出国家应该对翻译活动进行有序、有限的控制,例如策划、制订或完善翻译法规,由政策控制转向法律控制,并借鉴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支持政策性产物。　　 在论文的结论部分,作者对全文作了一个概况性的总结,并提出本论文的理论贡献以及后续研究的可能。作为对翻译政策的首项系统研究,本文也是对现有的翻译研究的必要补充,并试图藉此来进一步提升翻译政策这一边缘课题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