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救助免责条款,亦称“好人法”,是为调整漠视他人生命的行为而出现的法律设计。本质而言,紧急救助是一种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受道德驱动的道义行为,原本归属于道德系统的行为调整范围。传统理论下,高尚的道义行为可以被期待,但不宜被法律所命令,故而立法者选择了责任豁免的柔和模式对紧急救助行为进行鼓励和引导。这本是具有积极时代意义的立法创举,却因在责任豁免的范围选择上难调众议而面临着理论困境。同时,司法实践中屡现对于紧急救助条款的适用和操作问题,这一现实困境也对紧急救助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要求。基于理论和现实的双重需要,总结制度相关的争议并进行反思是帮助制度实现目的,发挥作用的必要之举。本文从紧急救助行为的基础理论出发,以本质阐释和法规分析的双重视角对行为概念进行界定,并由此来初步揭示行为道义与法律双重特性的竞合将是引发制度争议的重要原因。接着从紧急救助免责制度的争议核心,即责任豁免的范围选择角度,分析紧急救助免责条款豁免的是何种责任以及法定的责任豁免边界。指出在现有制度下,被豁免的责任处在紧急无因管理之债与侵权责任二元类型重合的状态,且法定的责任豁免范围界限模糊、范围过大,具有正当性基础上的价值冲突。而针对制度争议的具体考察以现实和理论两种路径展开,以司法活动中的裁判理由和裁判结果为分析对象,指出制度中的要件规定在现实中的适用将受理解和解释不当的消极影响。而理论的争议梳理则从立法背景、法律体系内部逻辑和国外立法模式三种维度逐个进行,得出目前制度下的免责设计不仅受立法时的舆论影响,超前于他国模式,还与体系维度存在背离的结论。争议的梳理为探讨紧急救助免责制度的可完善空间奠定了基础。在平衡法律语言的抽象性与准确性、衡平道德性立法的法律与道德特性、兼顾公益与私益保护的三重法理反思指引下,紧急救助免责应当形成既利于司法实践操作,又符合公民认知的制度设计。要满足上述要求,紧急救助豁免的范围必须被加以限定,且为了更好地实现其立法目的,必须同时发动社会力量配合法律增强对紧急救助行为的推动力。由此,未来的紧急救助免责制度才能够在我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下,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