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深幅下跌与中国“新常态”经济的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由于供需失衡问题,从曾经谁拥有资源谁说了算的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其中,大宗商品之一的棉花,也经历了国际价格的大幅下跌。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棉花生产、消费与进口国,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所引起的棉花供需情况的改变尤其值得关注。中国进口量在结束了长达十年的高位波动,近期迎来了持续的大幅减少。同时,国际价格也不再大幅走高,波动剧烈。近年来,国际棉价整体上大幅走高,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进口成本剧增。中国进口量增加时带来相应的国际价格上涨,但是进口量骤减却未导致价格的相应程度变化,中国棉花进口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能左右世界市场价格。可见,我国作为棉花贸易大国只能被动的接受国际价格,并没有获得与市场份额相对应的垄断利益。本文通过VAR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在国际棉花贸易中存在扭曲的大国效应,即中国进口量的增加会导致世界棉价的上升,因此中国不得不蒙受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损失,但是国际棉价对中国进口量几乎没有影响。通过测算大国效应判别系数发现,2014年之前,中国棉花贸易体现大国负效应,由进口量巨大引起的国际棉价上升,而此后则呈现正效应,即随着中国进口量的大幅减少,大国正效应显现。将大国效应分解为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具体讨论,而国际市场势力作为整体福利属性的判断,是研究结构效应的一个合适角度。通过面板数据和SMR模型发现我国棉花进口对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出口强国不具有买方市场势力,仅对乌兹别克斯坦、喀麦隆、马里和科特迪瓦等国有一定的市场势力。进一步讨论认为,中国在国际棉花贸易中买方势力较弱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需求缺口巨大和出口强国的价格控制力,本文重点讨论买方国际市场势力的决定性因素——需求弹性,并认为中国棉花进口主要受国内需求和国际价格的影响。通过差异化需求模型研究发现,中国的棉花进口呈现明显的刚性需求,进口变动主要来源于国民收入变动,而价格变动对需求量的影响很小。最后,根据Putty-Clay理论构建了我国与各棉花出口国的量、价博弈模型,认为我国能够通过降低国内棉价或替代品价格,适当降低进口量和进口来源国多元化等方式获取买方势力,切实解决棉花进口的困境,最终将国际市场大宗商品暴跌和低迷,转化为获取国际势力的契机,通过建立并掌握大宗商品话语权,逐步改变供给方对全球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垄断,在定价上施加更大的影响,从贸易大国蜕变为贸易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