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重新审视陈映真文学中“文学”与“思想”的辩证关系为原点,反思长期以来研究者们以二者分裂的论述框架造成的误读或轻视。最后一篇小说《忠孝公园》就是由此而被轻易打发的文本。本论文的核心论点在于,指出《忠孝公园》是陈映真经过九十年代台湾社会性质研究、大陆社会性质讨论、台独论战、重读台湾史等一系列思想探索与社会实践积累之后,从日本殖民、“冷战-内战”结构以及第三世界的历史视野审视台湾问题,并将“文学”与“思想”圆融为一体的“思想剧”小说。在了解台湾殖民历史基本情况的前提下,试图以陈映真台湾社会性质研究为基底,通过历史化地解读原日本兵林标的“故事”,呈现出台湾人战时与战后“日本情结”的变奏,并通过分析伪满洲国宪兵马正涛的上场与自杀,将陈映真以“忠孝公园”为寓言的战后台湾政治格局重构出来。最后,回到小说所面对的特定历史及问题之中,《忠孝公园》是针对陈光兴省籍问题“大和解”方案一个小说形式的回应。通过分析《忠孝公园》与陈光兴论文的“对话”关系,进一步呈现出《忠孝公园》作为“思想剧”的论辩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