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于威尼斯》作为托马斯·曼以及整个20世纪德语文学中篇小说的一个代表，自它诞生以来的近一百年里，不断受到出自各种角度的关注和阐释，其中最重要的五种类型分别是：从主人公个体出发对故事进行精神分析；以本体论为基础探讨主人公代表的艺术家的困境；从社会学角度揭示时代背景下资产阶级艺术的危机；从语言、结构、文体和题材等方面入手对小说的形式进行研究和基于文类史发展归纳小说的类型特征。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理解，此前亦局限在上述视角中，全然尾随西学的眼光审视作品，缺乏留意本土审美心理对接受过程的作用。　　 王国维的“境界说”作为新时代里中国传统“意境论”审美思想的集大成者，深受西方特别是德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影响。它大胆借鉴西学重分析重综括之所长，运用辨析的范式和术语，以“境界”为标准对诗词进行“探本”，为其后“意境论”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里的重塑和持续做出了贡献。　　 本文意在秉承王国维百年前的创新精神，沿着“意境论”批评从传统诗词走向小说戏剧等领域的轨迹，在德语文学研究之中加入民族元素，为在科学精神为引导的前人研究成果之外，补充一种基于经验与感受的视角，以期在从“境界说”角度对《逝于威尼斯》的观照中获得一种全新而又亲切的审美体验，同时身体力行地在跨文化文学交流的浪潮中去实践中国特色的批评理论。　　 “境界说”是一个包含诸多方面思想的体系，某些问题的论述还并不全面细致。本文主要是用“境界说”前期和后期分别围绕“意境”和“境界”展开的思路去观照《逝于威尼斯》，并按照王国维对于“境界”的标准做出一个审美的评价。　　 “境界说”前期思想主要是确定“意境”作为文学的本质，并将“意”与“境”分离，沿袭古代“情景交融”的标准，考察两个方面的结合程度，达到“意与境浑”即为最上等，“意胜于境”或“境胜于意”皆为次之一等。“境界说”后期思想主要阐述“境界”的内涵和类型。这一中心术语的转变也体现着王国维对于作者内心真切感受之重要性的着重。作者怎么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他的体验和感悟有多深，思想境界有多高，这些都决定着作品的好坏和伟大与否。最关键的则是一个“真”字。而境界在作品中的体现与表达，又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划分类型。按照作者表达时视野的大小可以分为“大境界”与“小境界”；按照作品中物我之间利害关系的有无可以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而“有我之境”又对应着“壮美”这一美的形态，“无我之境”对应“优美”；在具体的境界塑造上，还可以按照取材的手法分为“造境”与“写境”。最后，王国维还谈及了一条重要标准，也就是“不隔”，指出作者在有真感悟真感情之外，还应重视表达的自然流畅，在遣词造句上避免造作和繁复。　　 按照以上“境界说”的主要思想，本文首先从结构上探寻了小说意境的存在空间，也就是简单的同性恋故事情节之外的广阔区域。作家主要通过大量的主人公内心活动，经常性的神话传奇人物故事引用和细致入微带有象征主义的细节描写来跳脱出具体人物和时空关系的限制，冲破作为内核的同性恋爱情故事，发散出对多重可能性的指向，营造出一个从有限到无限，从具体到普遍，从实到虚的空间，这正是小说深远意境之所在。它是一个多层次的无限发散的集合体，因而无法对其具体内容作全面描述，只能感知其存在。而小说的价值与意义，其体现出的文学本质也正是在这一存在之中。　　 在确定可以按照“意境”的特征来感受到小说的意味深长之后，论文对“意境”这一矛盾中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分离。按照上一步骤的思路，先剥离开构成实体部分，交代故事情节的段落，再将剩下的段落按照“意”与“境”的不同侧重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从而从量的分布上看到两方面的均衡与呼应，然后以一些具体的段落为例证，指出侧重“意”的部分里面同时也有对“境”的引导，反之亦然。最终得出《逝于威尼斯》中“意”与“境”两方面结合得浑然一体的结论。　　 接下来，论文以“境界”为领悟的切入点，根据作者生平与小说的联系以及作者其他重要作品与小说的联系两方面线索，把握意境衍生过程中所透露出来的作家的体验与感悟，揭示那仿佛无所不知却又与故事保持距离的叙述背后，作家对于人生流转的悲剧宿命和多重苦闷超然的怜悯和关注。它回到具体的尘世中，便是小说里对爱情的痴狂、青春的流逝、艺术的尴尬、审美的危机等等主题的注视。因此，《逝于威尼斯》中的境界因为作家心灵境界的高远而成为“大境界”。而这一境界又因为作家所采取的保持距离的叙述姿态和整体性俯视的叙述方位，而将自我与小说中的艺术世界之间的利害关系取消。我们直接看到的是作为手段的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而不是作家自我感受的宣泄，因而小说的境界流露出“无我之境”的淡然从容，表现出“优美”的美感形态。除此之外，小说的取材手法则是“造境”与“写境”兼有，以“写境”即现实主义的原则建立人物、情节和场景与现实的联系，构造故事之根基；以“造境”即浪漫主义的原则拓展理想和幻象的领域，埋下“意境”延伸的伏笔。　　 最后，按照“境界说”最重要的三条标准，即“意境结合”、“真”和“不隔”的要求，对小说进行了评价。在肯定“意”与“境”相呼应相协调和小说表现出了作者心灵感悟之真切的同时，也指出了小说语言风格上用词过分雕琢，句式结构过分复杂而导致与“不隔”的状态尚有差距。　　 以上对“境界说”及“意境论”的回顾梳理，重点是按照这一中国特色批评理论的原则和思路对《逝于威尼斯》的观照，为这篇小说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审美视角，并具有说服力。这样的尝试，不在于为阐释的新成果树立一种“应有之义”的地位，而更多的是在还原一种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审美方式，检验并充实它的操作性，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去发扬它的价值，以及转身去理解该作品在这一文化背景下被接受的成功。而这实践的过程中，进入更宏大的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语境里，审视自身思维传统的存在与独特，同样是一大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