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周作人及其文学实践是其经历二十年代中后期思想转变后的“产物”,这一时期他的生存状况和散文写作呈现出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所说的一种基本稳定的状态。就文学方面来说,1930年代周作人的行文与表述都较为成熟与丰满,其言说状况透露出特殊的个性。本文将周作人1927年至1936年的文学活动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正是试图探讨这一时期周氏散文写作的特殊价值,如果将这一特殊文学生存放置到1930年代的历史时空,那么,一个强大的、与周作人有诸多勾连的文学场域即风靡30年代现代文坛的左翼文学思潮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切入视角。文章通过周作人与“左翼”相关联的历史性梳理,并从二者发生的两次主要的文学论争个案出发,认为尽管周作人与“左翼”早期在人道主义理想上存在共同的乌托邦狂想,对社会黑暗、国民性批判问题有着共同的关注,但是并没有在根本上形成对话,而是在相互对峙中释放各自的现实感受和政治理解,二者在文学与“人”以及文学与时代的重大问题上产生纷繁复杂的对抗与勾连,周作人更是试图在与“左翼”的对峙中获得批评空间、言说空间的开拓。在二者对峙的现实表象下,周作人以理性的距离和明净的观照保持着其批评的纯粹性与客观性,将自我与现实的理解、现代与传统的观念、个体与群体的思考熔铸到其1930年代的小品散文写作中,形成其独特的文学观照和言说方式：在闲适与“隐逸”的外衣下深入现实与政治,以有“意见”的“抄引”表达对人生、历史与现实的态度。这种独特的文学生存与文学观念一方面传达了周作人强烈的社会承担,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它与鲁迅式“杂文”在思想内涵上的深刻关联性。所以,周作人1930年代的散文写作充满强烈的政治性与现实感,这类写作也正是以此种介乎“出”与“入”的方式参与到30年代文学现代性建构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