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中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这些关系”就是制度的总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开创了世界经济爆炸增长的时代，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大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拉开了中国当代经济腾飞的序幕，古今中外，无不说明，制度建设对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论文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系统性分析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框架，包括从人类个体行为规律出发分别进行需求和供给行为的分析，进而研究供求均衡和经济周期等经济增长各要素的总体规律，同时对制度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形成不同层面制度分别影响经济增长各要素而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的总体思路，并包括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可以为未来如何进行制度建设与改革以有力推动经济增长提供理论支持。论文首先从个体行为规律出发，建立了人类经济行为的动机能力分析模型，并从经济学角度将个体需求动机化分为基本需要、改善需要和超我需要三个层次，建立了经济行为个体的需求层次理论，以之作为进一步展开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外生前提。在需求方面，论文提出了单类产品的需求上限理论，从需求增长推导出经济增长应包含受需求上限限制的单类产品数量增长和更加广阔的产品类别创新增长两个方面。在供给方面，提出了成本下限和资源上限的限制条件，强调必须以企业为基本单位进行供给的动机能力分析，推导出供给增长的影响因素，得出了经济增长来自产量增长和创新突破增长这两种相互支撑的增长模式的结论。在供求均衡方面，提出了有效均衡概念，为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提供了判断尺度。从需求上限理论出发，推导出产业创新推动经济周期的经济增长理论，为经济周期理论提供了新的解释。在制度的基本规律方面，首先率先以人类历史的跨度对制度的起源进行了回顾分析，然后以经济学范式对制度的分类和变迁等各个方面展开分析。从制度的供给者角色以及供求模式出发，将制度分为软性制度、强制制度和协商类制度三个层面，并建立了制度供给与制度变迁的收益分析模型。软性制度包括社会的道德、风俗、传统、价值观等文化层面的规则，是社会群体缓慢形成的；强制制度是国家、政府等权力机构制定的法律、政策等规则，是建立在软性制度基础上的；协商类制度是指行为各方对等协商形成的规则，是受软性制度和强制制度影响的，是对软性制度和强制制度的补充。从这三个制度层面出发，论文分别分析了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动机与能力、制度与需求、制度与供给、制度与经济均衡、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之后，论文从西方近现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影响、日本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中国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等方面进行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从中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差异比较证明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并分析了中国当前制度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论文的结束部分，梳理了主要观点，得出了初步结论：经济增长源于创新，创新源于智力资源投入，智力资源投入源于竞争动力、价值导向等方面制度的引导作用。无论是技术抑或管理创新而产生的两种增长模式，都是源于智力资源的投入，而从根本上，社会智力资源的投入是由制度决定的，即制度决定智力资源投入方向，智力资源投入方向决定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效果，技术和管理创新效果决定产量的增长和创新突破的增长，最终决定经济增长的程度与持续性。论文在个体经济行为的动机能力分析模型、经济增长的要素框架、需求上限理论、供给与创新理论、经济均衡概念、经济周期解释、制度概念与分类体系、制度供给和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模式、不同层面制度对经济增长各要素的分析体系等方面实现了理论突破与创新，取得了系统性的理论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