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期刊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研究热点。无论是《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等轰动一时的大型文化和文学期刊,还是《女子世界》、《新诗潮》、《人间世》、《前线》等名不见经传的小型期刊,都相继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遗憾的是,对于在文学史上有着独特地位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相关杂志的研究,还几乎是一个空白,尤其是对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有重大影响的《大众文艺》杂志,至今无人问津。创刊于1928年的《大众文艺》杂志,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向左翼文学运动过渡的关节点上,它是文艺大众化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逐步生成为一次规模宏大的文化思潮的“第一见证人”,也正是由于它的努力,“大众文艺”和“文艺大众化运动”在这个时期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普遍接受的文学术语和思潮术语,所以,《大众文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本文基于《大众文艺》在文艺大众化运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试图通过对原始史料的梳理,切近历史现场,还原其历史形态,对其历史功过进行适当的评价,对以往研究中的粗疏牵强之初作出符合史实的解答,并以《大众文艺》为个案,探索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生成特征。本文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章,风云再起:《大众文艺》的创办与转型。本部分以历史研究的方法,梳理相关历史史料,呈现《大众文艺》杂志创办与转型的历史本相。《大众文艺》杂志的创办与郁达夫抱恨离开创造社,并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受到后期创造社的攻击密切相关。郁达夫创办《大众文艺》的初衷即为反驳后期创造社对他的攻击,反抗后期创造社意图“垄断”文艺界的野心。因为郁达夫以意气之争为出发点办刊,他的编辑方针也以反击后期创造社为要点,他对何谓大众文艺和如何创作大众文艺只是一种“混沌”认识,所以,他主持的《大众文艺》虽然有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名称,但是,创作上对“五四”文学的过多继承与模仿,淹没了这个杂志本应该有的原创性,使它难以以一种新的文学范型标示自己的独立姿态,也没有创作出真正属于大众的作品。陶晶孙接编《大众文艺》后,经过两期杂志的试探,他开始明确倡导大众文艺和文艺大众化,并在《大众文艺》第2卷第3、4期开辟长达1300页的“新兴文学专号”,分别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笔谈和座谈会,探讨文艺大众化理论,创作各种大众文艺作品,为构建大众文艺范式、推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第二章,大幕开启:《大众文艺》争鸣及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初步展开。这一部分试图以文化研究的方法,剖析关于《大众文艺》的争鸣和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此阶段初步展开的过程。郁达夫与后期创造社关于大众文艺的论争,表面看来是关于新文学发展路向的论争——前者强调文艺是“全民”享用和所有,后者则认为郁达夫企图用普泛意义的大众取代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大众。而当时的旁观者就认为,两者的论争事实上是文学界的地盘之争。地盘之争牵扯到当事者在文坛的地位、生活收入等既得利益之争,又是30年代上海业已形成的出版商的资本利益之争的反映。随着创造社的被封和“左联”的成立,郁达夫与后期创造社的论争无果而终。同时,由于陶晶孙接编《大众文艺》,积极倡导大众文学和文艺大众化,左翼文艺界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开始逐步趋向一致,大众文艺和文艺大众化也逐渐成为文学界和思想界承认的术语。第三章,鸳梦难成:文艺大众化运动的现代性之路及其稗草杂生。这个部分主要以《大众文艺》为视点,陈述我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评价。首先,我把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界定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现代性心态的产物。晚清以降的大众文艺事实上被看作改造社会、重建社会的工具,“文艺大众化”被看作接近大众,唤醒大众的必选途径,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中心工作就是启蒙大众——包括思想—文化启蒙和革命—政治启蒙。《大众文艺》倡导大众文艺和文艺大众化运动,也是这种现代性思潮使然。同时,从《大众文艺》杂志的文化历史形态也可以看出,在这种现代文化语境中,由于大众文艺和文艺大众化是并不规范的文学概念,确立这些概念更多的是社会文化的因素,而不是单纯的文学力量,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规模宏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关于大众文艺及其大众化的话题一直在变化,多种文学力量和政治等非文学力量介入到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论争中,这必然使它成为一个有意义而又很难言说的课题。另外,大众文艺拟定的读者对象低浅的文化层次、几乎可以忽略的文化消费能力,也使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良好愿望鸳梦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