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性”范畴在宋明时期的逻辑发展为线索，考察了宋明时期几位重要的理学农对“性”范畴的概说，力图据此揭示出李贽的思想学说与孟子的思想学说的关系——李的思想既是对孟子思想的复归，又是在吸取历来对孟子思想学说的阐发之后，对孟子思想的超越。宋初，周敦颐首先提出性的来源问题，认为性源于天道。张载从气本论出发，用气禀来解释“气质之性”的产生和人人及人物之间“性”的差别。二程则认为性来自它的本体—天理，提出了“性即理”的命题。胡宏与二程的性理观具有相同的地方，但胡宏认为性是宇宙本体，而理则不具有这一基本属性，性与理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朱子综合了周、张、二程以及胡宏的思想，批判了张载和二程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天命之性是专言理的，是完美无缺的、是至善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的相杂，因此，也决定了它的两重性。程朱理学强调一种外在的、强制的力量，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外在的理性规范，从而束缚和限制人的个性的形成及发展。而陆王则力求使性体由外向内转移，反对理的过度专制，力图为确认人的个体及个性的多样化发展在理论上提供证据。陆象山虽然说心即性，但他还没有完全摆脱程朱的理论框架，认为性凌驾在心之上。后来王阳明对此进行了调整，将性体归置于心体之下。所谓“心即理”，便可以看作是这一内涵的概述。其一，普遍之理还原为个体之心，或以心说理；其二，个体之心还原为普遍之理，或以理说心，这显然是程朱理学的思想。其第二方面的内涵在泰州学派，尤其是在李贽那里得到了较为具体的展现。李并不是要否定传统的性善原则，他只是反对固定化、模式化的“善”。他要在“不容已”的人性的极限的至情内，探讨人的自然的本来，在没有预先固定的形迹，使人展现纯粹的本我，实现个性的多元发展。李贽的这些观点，都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证据。因此，可以说，自孟子提出性善说始至李贽的“童心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范畴理论经历了一个螺旋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