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尝试以现代中国的审美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重新界定文艺美学的生态研究方法论基础,以“生活论”而非“存在论”的文化生态境况考察为基本问题意识,重点辨析现代中国美学发展历程中的三次重要论争,试图揭示现代中国美学思想的历史建构过程包蕴的普世意义和隐藏的价值危机。　　 本文认为,当前生态美学主要依托于现代存在论哲学,以超越性价值取向推动美学与生态学的结合发展,但这种发展方式仅仅是一种隐喻性的话语建构,它忽视了从更根本的学理脉络中来提出切合美学学科的问题意识。相较之下,古典生活论政治哲学为我们对生态研究的理解,敞开了新的视域,它致力于一种转喻性的思想拷问。古典生活论政治哲学,追问“什么是好生活”这个根本问题,关注人的积极生活及其生活境况的伦理意义与行动价值。在生活论视域的开启下,审美文化生态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审美的文化生态研究”和“审美文化的生态研究”。本文主要尝试进行第一个方面的研究探索,即考察和反思现代中国审美问题的文化生态意义和危机。　　 本文选取了以“事件”或“论争”形式展现出来且具有公共议题性质的审美问题,深入探讨美学在现代中国复杂语境中所处的文化生态位置及其“历史—知识”意义。现代中国的审美问题,最深刻地包蕴在了三个不同时代的大讨论之中,1950年代围绕“美本质”问题展开的美学大讨论,1980年代围绕“主体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展开的文学讨论,新世纪以来围绕“文化”问题展开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论争。　　 就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而言,处于自五四至文革这一“漫长的革命”年代之中,它内蕴了人性论与阶级论、主观化与客观化、传统性与现代性三对张力结构因素,完成为现代中国美学的悖论式发展。在1956年美学大讨论与1980年代的美学热之间存在着深刻关联,两次美学热的根本问题是良善生活和健全社会的重塑。　　 对于1980年代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讨论,一般有两种代表性的阐释思路:自由主义思想接承和激进左翼话语批判。本文则尝试开启一种既内在于1980年代“历史-知识”境况同时又超越于1980年代“自我理解”的解读方式。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话语谱系,经历了由王若水的“历史-政治”论域到刘再复的“文学-想象”论域转移,从而凸显审美政治学的深厚意涵。同时,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作为198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审美观深刻影响了1990年代至今的文学精神走势,它的根本问题是以自然权利论取代自然正当论,有缺陷的“性格”消解了有理想的“灵魂”。　　 新世纪以来,文艺学界爆发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1990年代逐渐经由理论旅行引入中国学界的文化研究,在貌似开放的面孔下,日益倡导向文学研究夺取学科权,但实际上却丧失了更为根本的现实感,文化诗学对文学性的强调却给予了文学研究以更深的价值论启示。同时,文化研究主张对文学进行祛魅,本文重申文学的正当性在于:审美可以担负精神共契,以独有方式实现价值关怀和团结责任。此外,本文还反思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指出其实质是一种现代的身份启蒙,它遗忘了古典的身份政治,即追求内在品性和担负共同体责任的生活启蒙。　　 结语部分由当前网络文化中的“大众孤独”现象,激发对近半个世纪美学责任的反思,通过梳理人民美学、市民美学和公民美学这样一个逻辑与历史结合的线索,提出美学亟需重新找到方向感和现实感。生态美学需要走向公民美学,重新树立起美学学科对时代责任的主体意识和政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