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全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是抗战时期具有相当整合能力的民间慈善组织。它正式成立于1937年10月2日,经中国红十字会授权许可,独立从事抗战救护活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由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合作组建。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各界群起参与救护,但是随着战线不断内移,伤兵和难民人数不断增多,各慈善救济团体遇到经费不足等诸多困难,于是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均向中国红十字总会前会长颜惠庆呼吁成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组织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工作。正是在颜惠庆的积极联络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得以成功创建,以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建立了一个分科设层且对内对外具有长效联络机制的组织体系,并广泛吸收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为办事委员,从而得以迅速组织起各项救援行动。尤其外籍慈善人士的积极加入,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对外联络与沟通提供了诸多便利。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救护工作,不遗余力,并且勇于打破常规,在慈善救济方法上多有创见。鉴于经费重要性,该会首先提出募集法币一千万元的目标,通过举办红十字募捐周、成立三元救命会等一系列社会劝募活动,在国内外打开了募捐局面,获得南京国民政府、海外侨胞、国际红十字组织及欧美其他慈善团体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为救援行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然而由于本身并无技术人员和设备,开展工作殊有难度,该会选择的办法是将上海慈善界优秀团队和个人整合起来。除商调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总干事办事处处理日常会务之外,还与中华医学会及其上海支会取得医务合作,为伤兵开办残废伤兵医院、设立假肢工场、授予谋生技能,为难民打造以难民医院为核心、以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及流动诊疗所为基层网络、以其他合作专科医院为辅助的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救助体系,并以开展预防伤寒霍乱注射运动等多种形式,推进难民卫生防疫工作。此外委托著名教育家陈鹤琴等人办理难民教育,教授新文字和职业技能,教养兼施,卓有成效。难民救济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作,加上救济形势不断变化,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工作重心和救济策略也要随之不断进行调整。起初在法籍神甫饶家驹的主持下,计划开办难民收容所,后经审时度势,避免重复工作计,决定放弃自办,转而协助各慈善救济团体办理,以督促后者改善各所环境卫生,但由于没有直接管理权限,效果不佳,故该会又采取改组视察机构等措施以加强监管。期间各慈善救济团体因经费来源枯竭,无力承担难民给养,均向该会申请援助,该会出于人道主义,自1938年1月份起,统筹全沪难民给养工作,难民膳食总体得到明显改善。然而此项负担过重,该会不久也发生给养危机,在实施降低给养标准、剔厘平民、派遣饶家驹赴北美募捐等开源节流办法作用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进一步转变思路,推行难民生产等积极性举措,取得一定成效,不过仍旧未能逆转颓势。同时,公共租界发生的业主强迫难民收容所迁让事件,工部局力图避免承担主要责任,该会又不得不带头寻找、租借合适场地,建立新的难民收容所,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压力,为内部矛盾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总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通过各种努力,使上海难民救济事业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而且它还关心和支持全国其他地方的难民救济工作,为抗战救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成功运用和推动“安全区”概念在中国的实践,使南市难民区成为交战国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而载入《日内瓦第四公约》,对国际人道法的制订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该会因中外办事委员救济理念上的差异而产生冲突,导致提前终止直接救济工作,也给尚未完全好转的上海难民救济事业带来了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