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之际的社会变革,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模式,先秦之际产生的诸子百家的理论范式也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家思考的模式,史学家称这一(世界范围内的)现象为“轴心时代”。先秦之际的社会变革,遍及社会各个方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伴随着社会变革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面对此一“失范”状况,孔子应运而生,重新思考周文——传统的礼乐制度的意义和价值,创造性地提出“仁”的概念,并通过“仁”上达“天道”,奠定了“道”的模式。孟子继承孔子之道,积极寻求“仁义”的合理性,提出“四端之心”,认为“心”是“仁义礼智”的根据,以此提出“人性本善”的命题,进而推演出“尽心知性以知天”,构造了一套以“心性”为核心的道德的形而上学体系。孟子认为只有孔子之道才能代表常道,认为天下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统治者遵从了其他诸子的观点,孟子基于此批判当时的显学——杨朱和墨翟之学。孟子认为,人伦是常道的现实性体现,具有动态性,实践性和超越性的特点,符合“内在而超越”之道。在孟子看来,人伦具有普适性,可以应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并构成二者道德规范的基础。孟子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角度来看人,认为个体必须兼顾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孟子继承孔子对士人的定义,认为士人是以“道”所自许的,并进而分析了士人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认为士人的存在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士人担负人伦规范传播的重任。孟子以人伦思想为基础,积极构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道德规范准则。孟子提出“仁政”的概念以规范政治权力,使其走向合理化的进程。在孟子看来,仁德是仁政的依据,所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君主必须符合道德规范才有可能实现“王道”。从私人领域来说,家庭是私人道德的重要场域,孟子提出孝亲之道来构建家庭规范。孟子认为,孝亲之道与仁政是互相依存的,二者是并行发展和彼此推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