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谋求经济高速发展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工业制造大国,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对生态环境质量和国民身体健康造成了消极影响。国家日益重视环境污染的治理,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共同构成国家发展“五位一体”总体战略,环境治理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企业是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因此应当成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只有企业自觉并有效地承担起环境治理责任,才能尽可能减少污染的产生,提升环境治理的效率。而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其污染及治理行为都不可避免具有趋利倾向,要使企业能够自觉履行环境治理责任,就需要依靠有效的外部制衡,除了强制性法律制度和政府行政监管的制衡外,经济激励和公众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制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为中国环境治理指明了新的方向。环境污染及其治理是每个经济体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难题,即便是中国这样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也没能避免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保护模式。因此,基于环境问题的普遍性,西方发达国家是环境污染的始肇者,也是环境治理和保护的先行者,其环境治理的经验对于后发展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以环境公共治理为理论视角,在总结环境治理问题的基本特征、分析中国环境治理的现实困难、回顾美国环境治理历程的基础上,从管制约束、经济激励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梳理并比较分析两国制衡企业环境治理的力量及机制,以此探讨有效促进中国企业履行环境治理责任的公共治理体系: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在监管法治化、信息透明化和程序民主化条件下,运用管制约束、经济激励和社会参与等多种手段对企业形成规制压力或激励效应,促使企业自觉履行环境责任,减少和控制污染物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