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所有者由于自身的时间、精力、能力等有限,不得不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决策权委托给那些具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经理人,所有者支付经理人一定的报酬,而企业的经营成果仍属于所有者。由此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互分离,所有者与经理人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代理冲突和代理成本也由此产生。在两权分离的背景下,如何为经理人设计有效的激励制度来减少代理成本、缓解代理冲突,使他们有动力尽职勤勉地为企业工作,不仅是实现所有者目标的有效途径,也是解决企业治理问题的关键。投资作为企业成长的主要动因和未来现金流量增长的基础,是否具有效率直接关系到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资本市场对其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评价以及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实现。但是实践中任何一个公司都无法保证每次的投资选择都可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是相反,大部分的投资决策在客观上都是背离这一目标的,即对项目的实际投资或多或少地偏离最佳投资水平,从而产生非效率投资行为。而股权激励制度能否促使经营者最大程度地提升自身管理能力、识别项目风险,使其向着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努力工作,从而公司优化投资行为,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文首先对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等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总结,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理论等为基础,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以2009-2013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2006)的方法,通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从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管理层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三个维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非效率投资行为,且投资不足行为占半数以上；目前股权激励计划对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有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投资不足行为没有起到显著的治理效果；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与企业的投资不足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股权激励背景下,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过度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与公司投资不足水平正相关但不显著,对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缓解作用有所弱化。本文主要创新及贡献有：将非效率投资行为分为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分别研究股权激励与公司投资行为的关系；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研究股权激励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引进股权集中度指标来检验大股东对激励效用的制约作用,力求研究更为系统、全面。由于研究时间和能力有限,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有待以后在研究中改进：本文的非效率投资实证模型的模拟程度不高,可能是遗漏了一些重要变量,因此有待进一步改善；未区分股权激励不同模式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未区分不同控股权下股权激励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