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作者吴相湘先生认为,截止抗战时期,我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衣冠南渡”。第一次是“五胡乱华”的中原板荡时期,构成我国文化主体的汉族文化的南迁。第二次是1127年的宋高宗赵构即位建康(今南京)。八年的抗日战争即是中华民族的第三次衣冠南渡。上千万人口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迁移至西北、西南省区,构成我国抗战时期一幅独特的历史画卷。对于抗战时期人口内迁的研究正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区域性人口内迁,包括抗战时期广西人口内迁的研究更是有待开拓的领域。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引起广泛重视的今天,更具深远的现实意义。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即于1937年12月迁都重庆,表明抗敌之决心。同时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内迁的政策,推动随厂矿、机关、学校人口的内迁。具体包括:筹划、发起厂矿内迁;调整工业、教育布局,督导、协助内迁;为工厂的复工、学校的复学提供各种便利、支持,并帮助技术人员、流亡师生奔赴大后方。这一时期迁移至广西的人口主要包括有组织的内迁人口、内地内迁难民及内迁侨民三部分,具有人数众多、来源广泛、性别比较大、工商业者较多等特点。广西省政府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内迁人口进行救助。但由于这次人口迁移毕竟是在战争这种非常态情况发生的,内迁人口为生存被迫迁移,饱受一迁再迁、颠沛流离之苦,因此从战争开始直至结束,人们不断返回家乡,真正成为移民的并不多。尽管如此,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仍然对战时的广西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经济上,使广西工业门类、产业结构得到增加或改善,桂省的现代工业基础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而初步奠定;当地的商业由于外来人口激增、资金的融入,刺激了商品市场的繁荣。在文化上,科研机构、机关院校的西迁,教育专家、文化精英的云集,震撼着寂寞的八桂大地。教育专家为当地培养人才,开展民众教育,为广西教育发展献策献力;文化精英对于桂林文化城的孕育成长、广西戏剧的改革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勃兴功不可没;科技成果丰硕,并与社会生产紧密联系。在思想观念上,陈旧的习俗、保守的观念、落后的思想受到冲击,先进的文化、开放的观念、极富时代性的思想得到启蒙和培植,抗日救亡思想、国家观念、民主精神受到推崇,婚姻观念、生活观念、职业观念发生变化。新的文化因子在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新旧观念的猛烈碰撞中植入广西。然而,战争毕竟是血与火的舞台,在战争之手造就下的人口迁移不可避免地给广西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内迁难民生活无依,家庭离散,社会治安问题、物价问题日益严重,更有战争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创伤,这一切让我们对这场战争更多一层认识。战时广西社会的变迁并不是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是一种“突发——外生型”的社会变迁,它的突发性、暂时性注定了这次社会变迁的有限性,它对战时广西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但这种冲击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整个广西的社会状况。在政府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的人口流动才能真正达到既促进社会发展,又尽量避免负面效应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