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价值日益凸显,个人信息的跨境流动也日益频繁。数字经济给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给个人权利和信息安全带来了挑战。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并最大程度挖掘个人信息价值,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各国构建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法律制度、推行数字市场战略亟需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欧盟、美国都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制模式:欧盟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主导,对个人信息跨境流动采取较为严格的限制,由此产生了史上最严格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以下简称GDPR）,GDPR采用充分性认定、有拘束力公司规则、标准合同条款等规制方式对相关主体进行一体规制;美国则将个人信息纳入到隐私权保护体系中,并未产生统一的立法,更多依靠行业自律和国际监管体系的构建追求个人信息的自由流动,并试图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基于欧美经验和我国国情的考量,我国亟需形成并完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法律规制。2021年8月《个人信息保护法》公布,构建了我国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制框架。该法在个人信息处理者义务和企业数据合规等方面出台了许多亮点措施,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和治理的水平,同时也能够提升我国在全球范围内个人信息跨境流动领域的话语权,该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向世界展示了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制的中国方案。但是,该法也存在监管体制不完善、数据本地化政策严苛等不足。现阶段,我国要继续加强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监管体制、调整政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减少对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限制,推动中国方案走向世界。